我的童年
那时是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大肆扫荡，封锁了供粮区的多处道路，所以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吃饭十分困难，能吃上小米就算是件幸福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我吃饭就从没有敞开怀吃过一次，一般每人只能盛上一小碗饭，然后是一点白菜、土豆或是南瓜什么的，基本上吃不上几口菜便会看到见底的菜盘。有时候外祖母会接济一下学校，把自己蒸的白白的热馒头，自己磨的豆腐做成菜送到学校里来给学生们加餐。外祖母这人平时也特别热情，她总想着让孩子们吃好点。
在战争年代，粮食供应紧缺，米面都不常见，肚子里的“油水”自是不多，很是匮乏，每每到了吃饭的时候自是最幸福的时刻。小孩子想得也不多，看到桌子上香喷喷的饭菜都会忍不住，但每次吃饭前我们都需要由班长带头唱歌：“我们的粮食是老百姓供给的，我们就应该努力学习……”然后班长会喊一句：“开顿！”大家便撒欢似地吞起饭菜来，一个个红扑扑的小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儿时的游戏
小时候上体育课的设施很是匮乏，常常会因为找不到普通的绳子而玩不了跳绳的游戏。于是时常会看到几个小孩子，双方各自抬起一条腿两个人顶起牛来，或者在地上画上几个方格子，玩起跳房子的小游戏。男孩子有时会跑到河边捡石头，再把大石头砸成小石头，然后磨成一个个小圆球，然后大家开始比赛，若是一方输了，就要把千辛万苦磨圆的石球给赢的另一方，每每这个时候心里总会有些许舍不得。
那个年代基本上就是就地取材，弄到什么便玩什么。有时学校也会组织排练一些话剧，内容都是宣传抗日的剧目，那个时候我也不是个出色的孩子，只能当个群众角色过过瘾。记得有时候我在外边玩过了头，压根忘记演话剧的事情，等到匆忙赶过去时，老师就会很无奈地说：“你们班那个节目早就演过了。”于是我只得耷拉着脑袋稀里糊涂地回家了。
抗战期间的转学
1938年，我开始在延安陕甘宁边区上小学一年级。当时延安是中共中央领导驻地，是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中心，虽然四周时常弥漫着抗战的硝烟，甚至有时敌机前来轰炸，但是还未能体验到那种前线的惨烈感觉，毕竟我们只是一群年龄不大的孩子。但我们当时的感觉是，我们不似一般家庭孩子那样与父母有过多的亲近机会，而多半是由祖辈带大的。出于父母的工作需要，让我的童年几乎可以说是在不断地由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在颠沛流离中感受着父母难得的爱、难得的交流。
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我们几个孩子先后被转了两次学。那时延安有好几所学校，我们便作为插班生，转到了军委办的一所延安干部子弟学校。在生疏的环境里面，陌生的人、陌生的事对于我们小孩子实在是一种不小的挑战。而大哥与二哥到了升中学的年纪，他们便去了延安中学读书，所以说在上小学的几个孩子里，我算是年龄最大的孩子了，理所当然地肩负起照顾弟弟妹妹们的责任。
1943年，兄弟七人和两个妹妹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旗杆下合影
（前排左起：南新国、南新权、南新中、南新翔、南新燕、南新平；后排左起：南新宙、南新宇、南新旭）
刚到这个学校没多久，中央打算把一些高干子女送往苏联学习，当时名单上也有我们五个年龄稍大一些的孩子，父亲也让我们几个准备一下，说飞机过些日子就到，与我们一同去的有朱德等领导人的孩子，年龄与我们相差无几。于是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当时患有癌症的外祖母，她一听说自己一手养大的孩子们，一下子要离自己远去，好像再也看不见了，便一个劲儿地大哭起来，说什么都不愿让我们几个小家伙到国外去。当时的情况也着实让父亲犯了难，拗不过自家的岳母大人，父亲遂就放弃了这次难得的外派机会。外祖母这才作罢，不哭不闹乐呵呵地继续照顾自己几个可爱的小孙孙。在我的印象中，能够让父亲没了法子的人可谓寥寥无几，而外祖母就是这其中厉害的主儿。
在延安干部子弟学校，当时同班的学生都是小孩子，谁也不会照顾谁，我作为一个突如其来的插班生，自是被冷落的份儿，没有人与你说话，自己一个人感到特别孤单，不知道找谁做玩伴，十分不习惯。后来我干脆找几个弟弟商量了一下，决定一起回市区找外祖母。那个时候我们所在的这所干部子弟学校，是在延安的一个深山沟里，距离延安市区有几十里的山路。于是等到礼拜天的时候，当时才11岁的我就拉着几个弟弟上路回去找外祖母了，我们中间最小的当属六弟，他那时才五六岁的光景，刚刚上小学一年级，所以说我们几个都是不大的小孩子。我领着三个弟弟走上了绵延曲折的山路，但刚刚走到一半的路程，学校就已经发现我们几个孩子不见了，急忙打电话到父母工作的地方，询问我们是否在他们那里。
那时父母工作的边区政府大院距离学校还是有一段路程的，母亲听到孩子走失的消息，急忙让警卫员赶上一辆大马车，匆匆忙忙顺着去学校的方向找我们。母亲每次回忆起这段往事时都会感慨万千，觉得比遭到敌人伏击还要惊慌，那一个个都是自己十月怀胎的心头肉啊！与此同时，我们几个孩子还自认为是无比坚强地走在曲折的山路上，心里想着外祖母那香喷喷的大馒头，幸福溢于脸颊，这就是小孩子最童真的笑容。
警卫员在马车上使劲地挥着鞭子，“驾——驾！”在蜿蜒的深山沟中，搜索着我们几个小家伙的身影，我们终究在半路上被“抓”上了马车，母亲当时什么责骂都没有，只是紧紧地抱着我们，好像要把我们揉到她的怀里、心里，然后再也无法逃走。当时幼小的我们，本以为这次回去定要受到父亲的责备，心里颤颤地等待着厄运的降临，但好像父亲看到母亲那种焦急的神情，也就对我们的这事不再追究了。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让母亲开始“重视”我们逃离学校的行为，于是给我们联系了另外一所小学——延安市完全小学，在那里我们一直念到了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整风运动
1942年起，延安的解放区掀起“整风运动[3]”，这时党内的主要问题是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长期统治的恶劣影响尚未彻底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广泛存在，大批新党员又带来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这些问题在全党虽然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但已然妨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妨碍了干部和党员的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为了正确地解决党内矛盾，毛泽东制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方针，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延安“整风运动”使党的领导机关、广大干部和党员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加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为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而此时我正在读小学三年级，比以前懂得了许多事情，也明白了些许的道理，不再糊里糊涂地度日。在“整风运动”中，整个学校的气氛都异常严肃，校长有一次召开全校大会，当众宣布停课5天的决定，让每个人都回到各自的窑洞内，写出自己有什么要向党交代的、揭发的事情，自己写自己的材料，相互之间是不允许偷看与交流的。其实当时我们都还是念小学的学生，大家都尚未踏入社会，是不可能做出有损党的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