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陌生的父亲，我会面向他做一个标准的敬礼姿势，父亲只是平静地说：“见过你周叔叔。”此时，我才发现原来周副主席早已半躺在一张木质躺椅上，正在与父亲商谈些什么，我即刻立正敬礼，并称呼他为“周叔叔”。父亲没有给我继续说下去的机会，公事般地告诉我：“有事情找你母亲去说。”我低着头的说：“是！”，然后转身走出办公室，一切都是如此的“程式化”，每每此时，那陌生的熟悉感都会纠结于心。
三个警卫员
因为要时常通过警卫员才可以与父亲接触，我便自然地与这些警卫员很熟悉。第一个要提到的是位名叫白福泉（原名王建中）的人。那时父亲在前线的战地动员委员会担任组织部长的职务，正值国共合作的时期，所以对警卫员也可以称呼他为副官，但在父亲的队伍里，还是习惯叫警卫员。白福泉对父亲很是忠诚，记得有一次父亲被日本人包围，情况十分危急，此时白福泉似双眼冒火般瞪着杀气腾腾的敌人，一个劲地把父亲挡在身后，掩护着他突出包围圈，嘴里还不时地喊着：“首长，你就跟着我走！”他丝毫不顾及个人的安危。后来父亲他们安全撤回延安后，便把他安排在财政厅的仓库担任负责人的职务，不过他也会经常来看看我们兄妹，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他又走上了抗日前线。
父亲回到延安在财政厅工作后，身边的警卫员便换了一个叫做李遂山的人，他年纪不大，后来与那时照顾我们的王成秀结了婚。平时家里有什么事情都会先找到他来帮忙，这样家中也多了个帮手，我们几个孩子也与他们夫妻也很是熟悉，像是自己家人一般。李遂山就这样一直跟着父亲，直到搬往北平。
母亲在延安时担任边区的妇女生产合作社的主任，为了方便附近的人买东西，合作社开了一个门市部，位置就在父亲办公地方的附近。母亲的单位为了方便我们上学读书，特意在此腾出了两间窑洞给我们居住，这样我们上学校的路就近多了，大概走两三里地就可以到学校了。后来因为学习条件的要求，我们几个孩子便转到延安的完全小学去学习。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父亲带着部队到张家口，后辗转到北平，身边的警卫员一直是由李遂山来担任的。
因为母亲的职务原因，组织上也给她派了一个随身的警卫员，名叫薛武贤，他在生活上给我们几个孩子的照顾更多一些，这多半是母亲常与我们在一起的缘故。比如学校放假后一般我们几个孩子会集中到边区的政府大院，在偌大的窑洞里，他负责照顾我们的衣食住行，为我们生火做饭。有一次我们兄弟六个人在寒冷的窑洞里睡觉，当时他怕我们在夜里受凉，就用木炭生起火，屋子里顿时就暖和许多，等到过了会儿他悄悄过来看看熟睡的我们，脸色瞬间就变了样子，我们几个孩子显然是一氧化碳中毒了，他马上把屋里的窗户打开，并叫人来把我们抬了出去。后来，薛武贤保护母亲率领的家属小分队去了张家口。
所以说，我们当时与这些警卫员的关系，比父母还要亲近些。在战火的年代，大家如家人般一样，彼此温暖，彼此鼓劲。
我的童年
1933年我出生在日本东京，此时正值父母在日本避难。次年父亲带着我们回到天津，我和两个哥哥被安排在北平地下党的联络站，然后因为“西安事变”的缘故，父亲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副主席处理统战方面的事务，我们也随着父母去了西安。之后，工作渐渐地繁重起来，他们便没有什么时间来照顾我们了，所以在西安的这段时间，是由外祖母全权代劳照顾我们兄妹六人，直到1938年，在父母的安排下，我们才跟随外祖母一起到了陕甘宁边区。当时小小的我跟着父母去了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直到我6岁的时候才来到白家坪的外祖母家。
1942年，兄弟六人与外祖母王爱贞（中间）在延安
（前排左起：南新平、南新翔、南新燕；后排左起：、南新旭、南新宇、南新宙）
在这期间我们家还上演了一场祖母与外祖母的“争夺大战”。我们兄弟五人最初跟着外祖母到西安时，祖母也从山西老家来到了这里，此时父母也不在身边，外祖母打算带我们去革命根据地延安生活，祖母却希望我们去当时还是军阀阎锡山统治的老家——山西，与她一起生活。那时如果回到老家，可能供不起家里这么多孩子上学，此外回家只能面临种地的命运。我记得有一天晚上，祖母过来动员我们几个孩子：“咱们明天要回到山西老家去，回去以后咱们一家人在一起，日子还能过得很好。”那时我们兄弟五个人睡在一间屋子里，祖母当时在每个人的床边放上了一包水果糖，这就是在告诉我们，跟着她日子可以过得很好。外祖母自家有一个表弟，而我们则有一个表哥，平时都称呼他们为表姥爷和表哥。然后他们也进到屋子里来，对着我们悄悄地说道：“谁也不许吃这个糖。”当时我们很小也听话，兄弟几个人都没有动。
睡到半夜后，表姥爷和表哥就悄悄地把我们一个个拍醒了，我记得那时院里有一垛（duǒ）矮墙，他们是一个驮一个地把我们送到墙的另外一边去。然后带着我们来到了西安城内的一个公园里躲了起来。此时祖母已经把去山西老家的票定好了，随时可以带我们去山西生活，所以表姥爷只有等祖母走了以后再定夺。
我们兄弟几个在外面站了一上午，又困又饿，这时突然从公园外面开进来一辆小轿车，有人从车里面扔出来一袋食物，里面有烧饼、麻花之类的，当时我们几个还犯着糊涂，只见车子“啪”的一声关上门就开走了。我们不顾三七二十一，很快就把那一大袋子食物“消灭”光了，吃饱后不断地去打听家里的消息，直到黄昏时分，表姥爷才传来消息：“你们回去吧，祖母已经走了。”这时我们几个才恍然大悟，经历的一切都是有预谋的，为的就是让祖母不能够把我们带回山西老家。
其实，外祖母和表姥爷这么做也是父母事先作出的安排。当时因为“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全国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父母还在前线，外祖母想要把我们几个孩子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送到延安去，这才是父母的心愿，也是我们几个孩子的想法，也只有这样才能时常见到父母。毕竟，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父母的地位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辗转中去了这么多的地方，我都没有什么印象，惟有从6岁开始才明白了一些事情。那个时候我上小学一年级，在窑洞式的房子里，摆着桌子、凳子，上课的时候我看着老师在讲台上不停地说着，但他到底讲的什么知识其实我根本就听不懂。上学前我也没有学习过任何文化知识，脑筋也不像其他孩子那般聪明，等于是上学以后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学起。因为听不懂老师讲课的内容，我就开始在上课时不停地打起瞌睡，有一次干脆摔到了地上，惹得全班轰堂大笑起来。当时老师还好心地为我解释说：“他没有睡着，就是咱们这个地太不平了。”可以说，小学一年级的我一点都不聪明。
后来升入二年级就渐渐好了一些，当时学校要求全校学生学唱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有把这首歌当作校歌的意图。记得歌词里有一句“黄河在咆哮”，我当时对于这句词就犯难了好一阵，心想黄河怎么会跑到学校里面来呢？那时的我就一直处于这种迷糊的状态，很多事情都不太明白。
当时国家处于大动荡的战火中，条件异常艰苦，我们那个时候是在半山腰的窑洞里睡觉、学习，虽然穿着统一下发的衣服，但是却不会拿到合适的号码，只是老师在发放衣服的时候，看到与某个学生的身材差不多的衣服，就会随手给了他。衣服、帽子、鞋，都是每半年发一次，自己穿破了便不会有第二套，只能由自己或者老师缝补一下后继续穿在身上。念小学的孩子都皮得很，那个时候我们总是把裤子的膝盖处磨破了，还会把鞋子大脚趾的地方顶破，一只脚趾头就这么丑陋地露在外面，而此时多半是还没有到再次发鞋的时间，于是我们便会在高年级同学旁边，看着他们效仿红军过去打草鞋的方法自己做鞋子，看得多了，我们自然也就学会了打草鞋的方法，自是不必再穿着露脚趾的旧鞋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