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当属1949年10月1日的新中国开国大典，当时我也身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典礼。那天举国欢庆的4万万同胞，在毛主席的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语后，全民激动，雄壮的人民子弟兵阅兵仪式，飞机在天安门城楼上空“轰隆隆”地飞过，这一切都代表着一个长期受欺压的民族，终于挺起了脊梁，矗立在东方的中华大地上，以一个独立国家的名称在微笑地看着全世界。四万万同胞自此成为了国家的主人，以自由的身份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第二件事情是，1950年我被正式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于我而言，这意味着一个全新身份的开始，我不再是那个贪玩的少年，而是要开始肩负国家未来的责任了。我在革命队伍中长大，对党的感情很是深厚，从小就立志跟着父母一起走上革命的道路。当时我对于马列主义还不是很懂得，平时只是看到一些感性的东西，对党的基本知识学习得不是很充分，而且在这之前父母也没有很多时间去帮助我树立一些理性的共产主义思想。在当天的发展大会之前，组织员找我谈话时，询问我对于党还有什么问题，我当时就提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是无产阶级吗？咱们党里面好几位领导人都不是无产阶级，怎么他们都是党的领导人呢？”组织员当时就被我问住了，只说了一句：“你这个学习呀，还得加强。”就这么我参加了预备党员宣誓的大会。1951年5月16日，我如期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第三件事情则是抗美援朝，那时处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派出了志愿军去支援朝鲜对美国的反侵略战争，好似全国一夜之间，许多人都去报名参军支援朝鲜。那时我们班的所有人都报了名，不过最终只把年龄大的抽调出七八个人，我们岁数相对小一些的依旧留在学校念书。其实当年我们都还只是念高中的孩子，对国家与国家间的战争都不是很清楚，只是全国上下都在宣传美国想要通过攻取朝鲜，进而侵占中国，我们当时的想法其实十分简单，就是不能够让美国人再次侵略新中国。与此同时，我在这期间参加了关于“抗美援朝”的活报剧演出，有一次还在前门外的剧院参加了演出。
第四件大事情就是1951年填写高考志愿。此时国家时逢成立初期，国之根基不甚平稳，物资短缺，国力十分薄弱，需要大量的飞机和轮船，但又十分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当时我的学习成绩十分优异，所以在高考志愿表上，我第一个填报的就是清华大学的航空系，另一个填报的是大连工学院的造船系。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大，没有海军和空军是不行的，所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没有与父亲商量，直接就填上了这两所学校，想来也是与我自小相对独立的生活多少有些关系吧。
被选去留苏
高中期间，从我入党、填报志愿到最后派选留学苏联，父母都是一直到最后才知道的，他们自我出生就一直忙于革命工作，所以我自小养成了凡事独立思考的习惯。不过留学苏联的事情也多少属于机遇的眷顾。
那时高考填报志愿后，我便在家一直焦急地等待着考试结果。当时所有发榜录取的学生，都是通过报纸得知消息的，记得当时我没有在清华大学的录取名单上找到自己的名字，而是在大连工学院发现了录取信息。在我还未收到学校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学校却传来了消息，说是水利部来挑选留学苏联的学生，我是其中被选中者之一。
这是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第一次派遣学生去国外学习，在这之前也没有什么经验，当时水利部就派了一个叫做王森的水利司司长来负责此事，他们就从几个备选的单位里按照成绩来选择具体的人选，而派去攻读研究生的，则是从各单位具体的工作岗位上挑选优秀的培养人才，同时也挑选在国内大学低年级上学的学生。各部对于学校也不是很了解，只是凭着学校的名气去选拔人才，当时除了师大附中外，也从北京四中挑选了一些学生。于是学校按照成绩，选择了我、洪世华，还有一个姓赵的同学，不过他到了苏联后，因为语言不过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申请回国了。
后来把我们几个挑选出的学生集中在一起，意思是要进行一次选拔性的考试。当时我们都刚刚参加完高考，也没有什么准备，就在不紧不慢中参加了考试，最终通知我们几个人中我被录取了。然后为我们三十几位即将留苏攻读大学和研究生的学生，举办了一个欢送仪式，由水利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副部长张含英出面摆了九桌欢送宴席，并鼓励我们说：“出去好好学习，回来肯定是水利部的人。”其余选拔出的人便统一被安排到燕京大学[9]去学习。
留苏之前，水利部把当时在全国选拔的三十几名学生，与各部选拔的一共375个人全部集中到燕京大学，进行为期20天的相关培训。作为新中国派往苏联的第一批留学生，自是不敢有损于国家形象，所以要在这段时间内教授我们相关苏联的日常知识。
其实我觉得自己与苏联还是颇有些缘分的，年幼的时候因为外祖母的不舍，便与苏联失之交臂，到了这第二次留苏的机会，我终于即将踏上那片土地，心中突然泛起种种的不舍与期待，甚是矛盾万分。当时有许多事情都来得太过突然，突然被选去留学，突然的被集中培训，突然的就要离开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父母。至此我告知了父母我即将留苏的事情，那时他们还在北戴河疗养，一接到我即将留学的消息，母亲即刻赶回北京，与九妹一起来到燕京大学看我。望着母亲眼中流露出的种种高兴与不舍，我这个做儿子的也颇有同感。
在这20天的时间里，老师对我们进行了相关的语言培训，从最初的字母学起，因为原来是学习英文的，突然间转为学习拗口的俄文，还是觉得十分别扭。然后还对我们进行了一些有关苏联礼仪方面的培训，我们这些人出去就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这其中需要注意的事情，还有需要准备的服装，每一个人都是裁缝师傅量体裁衣。每人的行李标准也十分高，一个大的牛皮箱中套有一个小提箱，狐皮大衣、两套礼服、皮帽、礼帽和皮鞋，在国家经济尚属困难的年代，我们这样的装备是十分奢侈的事情，那时只有出国的外交官才可以享有这样的待遇。
周总理主持欢送晚宴
在一切出国事宜准备妥当之后，迎来了由周总理亲自主持的欢送晚宴，当时是在原北京饭店的旧楼中举办的。在主楼的宴会大厅里，周总理和一些领导同志坐于主席之上，我们375名外派留苏学生分别坐在旁边的桌席上，当时周总理和蔼的话语，我依旧清晰地记得：“你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派出去的第一批留学生，中央和国务院对你们的期望都很大，出去以后一定要勤奋地学习，把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回来建设我们的新中国！”因为是第一批外派学生，苏联人会通过我们来看新中国的青年形象，因此总理特意告诫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形象。总理说的这一切都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自己是背负国家使命的一代励志青年，我们这样走出国门，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尊严。
听了周总理的一番话后我们很受鼓舞，纷纷走到总理面前举起酒杯，与总理道别，与家道别。我在轻轻地与总理碰杯后，只是笑着说了一句：“保证完成任务！”
在那天晚上的欢送晚宴上，周总理没有认出我就是当年的那个小男孩，我也没有说就微微一笑过去了。几天后到了出发的日子，母亲和九妹当天去火车站为我送行，其实那时离开祖国觉得特别的眷恋不舍，看着那一草一木、一土一人，是那般的亲切与熟悉，心中有一股莫名的感情在涌动，却又在对新生活的向往中渐渐地矛盾起来，这种矛盾的心理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经历的感觉。当时只是怀着一种去学习先进知识的想法，但是具体学习什么我不是很清楚，也许因为年龄不大的关系，对于一个全新的环境，陌生的人与事、语言、学校我都没有去仔细地想过，好像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特有的共性，祖国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若是遇到困难，则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