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学生的学习风气一直不如中国学生，他们的作弊现象十分严重。平时有些学生会不好好听课，连笔记都很少做，等到考试的时候就会很自然地等着中国学生出来，然后像聊天般向你要你的笔记本。我当然懒得跟他们去计较这些，顺手把自己的笔记本拿给了他们，便不再管其他事情，运气好与坏全看他们自己的本事。其实多数情况下，他们会被老师发现其作弊的行为，然后立刻被赶出去，很少有人能够侥幸地不被老师发现。
就这样几年下来，我们一共学习了43门课程，其中36门是需要现场考试的，而且我的这36门课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最终我的毕业论文也是“优秀”，于是我拿到了学校颁发的一个带着红字的优秀毕业证书。在当时是很少有学生可以取得如此成绩的，这全是我在课余一点一滴努力耕耘的结果，其中的点点心酸只有自己才知晓。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学校会把每一个年级考试优秀的学生颁布在光荣榜上，有时在那上面还会看到自己的照片，每每我此时都感到很是自豪。
在学习这件事情上，全凭自己的态度去做，别人是不会一路帮助你成长与立足于世的，自己就是自我的天、脚下的地。
重读一年级
在水利工程学院学习了1年后，在语言上我基本上可以听懂讲课的内容了，不似刚来时的云山雾罩。时逢第一年放暑假，当时驻苏的中国大使馆派了文化参赞戈宝权，来调查留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他当时就已经是很有名的俄文翻译家了。通过与每个人的交流与对话，他了解到我和同学臧瑜在来苏联前都没有接触过俄文，觉得我们在学习上一定会很困难，所以建议我们重读一年级，这样虽然要6年才可以毕业，但因为当时我才18岁，臧瑜也只比我大1岁而已，所以哪怕6年毕业后，我们的年龄还是最年轻的，多读1年，对我们打好基础是十分有好处的。
1953年，南新旭（左）与留苏同窗好友臧瑜在莫斯科
虽然他这些话有些道理，但我觉得自己在学习上并不是很困难，没有那种跟不上的感觉，故而有些不大同意他的意见。戈宝权当然看出了我的意思，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温和地笑着说道：“我还是劝你们从一年级跟起。”这下我和臧瑜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文化参赞都说了话让重读1年，我们小孩子自是没有反驳的道理，而且对于水利工程学来说，初学的基础是十分重要的，再读1年基础课程对我们也是有益处的事情。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等到我们两个人晚回来1年时，正值国内留学生工资改革，原因好像是国内的毕业生普遍对于留学生工资过高意见颇大，遂把留学生的工资统一下降了二三十块钱，在那个年代二三十块钱还是很大的一个数目，所以我们回国便只拿到了之前一多半的工资，想想这一年的代价也真是颇大啊！
从1952年开始，留苏生都集中在留苏预备班学习一年俄语，然后再派往苏联。
担任莫斯科水利工程学院中国留学生党支部书记
1955年，南新旭（右）与学长李益在莫斯科
我们这十几名在莫斯科水利工程学院学习的学生，多数在留学前就已经是正式党员了，所以在遥远的莫斯科，我们便成立了一个党支部，原先的党支部书记左东启被调到大使馆担任留苏学生的党委委员，然后便由学长李益来担任此职。但是仅仅过了2年时间，又面临李益即将毕业，他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准备毕业论文，所以就不会有更多时间去忙党支部的事情，这样就迎来了新一届的党支部选举，于是经过民意选举便由我接替李益的位置。
那时我处于大三的下半学期，除了繁重的学习外，此时党支部书记的责任也就较之前要大一些，因为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逐渐加深，每年留苏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光是水利工程学院的中国学生就多达八十多人。但是在党组织的工作上，我们依旧还是按照国内的习惯而定，定期举办党组织和团组织活动，随着后来青年学生的逐渐增多，我们就成立了团支部。
1954年，驻苏的中国大使馆接到刘少奇的一项指示，为了全面学习苏联的建党经验，决定让中国留学生的党支部参加苏联学校的党组织活动。当我们参加了一段时间的苏联学校的党内活动后，我发现它还是有很多与我们不同的地方。首先苏联在召开党员大会前，都会在这之前讨论会议召开的选题，经过一番准备之后，会把在大会上形成的某一个决议事先起草好，这其实就是一个弊端，大家在开会的时候只是举手、表决一下，根本不会有畅所欲言的机会，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没有做到真正的民主。
党组织活动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学习国内寄来的报纸上的重要时事，以及重要报告的讨论会。通常会根据个人在一系列活动中的表现，在学校发展新的党员，以此来激发留苏学生的爱国热情。
其实学校的党组织在成立的初期，党员的人数还很少，所以通常的事务还是可以应付过来的，可是有一年学校突然来了四十多位学水利的中国留学生，我们这些老党员的任务一下子增加了不少，感到有些应接不暇了。当时幸亏学校从诺市转过来一批高年级中国留学生，他们来这里是做毕业论文的，所以抽出时间过来帮助我们的工作，这才让我们不至于在短时间内难以招架。
在那个和平的年代，我们这样一群离开家人的小留学生，处在陌生的环境，语言又不通，如果同胞不帮助同胞，那谁还能够让我们自己站起来呢？
实习
1955年我参加了学校的生产实习，他们的实习形式与国内的完全不一样，是“放羊式”的管理方式，只把具体的实习地点告诉学生，电话和联系地址也一并全部提供给你，剩下的就全凭着学生自己去联系和具体实施了，学校丝毫不会干预和提供帮助。其实，这是锻炼学生的一种很好的方式，让学生能有独立的思考空间。
当时我和臧瑜被分到一个地方实习，我们联系了那里的负责人，他们只是让我们先过去。在工地上报到的那天，给每人发了一台铲运机，其实就是拖拉机后面拉一个大斗子，重得很，我们就跟着师傅每天在工地上挖土、卸土，遇到不懂的问题就问师傅，或者自己思考，这活计不算什么技术活，属于纯体力劳动。就这样过了一个月后，在我实习回来时就看到工地领导在记分册上写上了“通过”两个字，心情一下子就开朗许多。
印象深刻的老师
我们这些刚到苏联的学生当时一共分为三个类型的学生，研究生、插班生和大学一年级生。学校专门给我们这些学生单独请了老师来教俄语。虽然大学一年级只有我们四个学生，但也享受到了同等的专职教师，老师是来自莫斯科东方学院中文系的毕业生，但是听了他一段时间的课程后，感觉还是无法沟通。他虽然是中文系的毕业生，但是说出的中文根本无法让我们听得懂，再加上我们自身俄文底子差，所以听课十分困难。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就向院方反映，让学校给我们找英文老师来教授。我们一方面跟着老师学习本专业的知识，另一方面开始也重点学习俄文，这种课外的俄文补习班直到升入二年级时才停止。
最初的时候听课十分困难，因为上课的时候老师说英文的速度是极快的，句子与句子间分不清停顿，大约过了1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听出前一句和后一句，直到过了将近大半年后，我们才可以基本听懂老师讲授的内容。现在想来，那段时间里我们真是苦中作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