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几天的行军后，我们暂且在一个叫做城南庄的地方歇了脚。那里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镇子，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和晋察冀军区的所在地，环境与物质基础很是不错，我们便在原先抗日时期留下的闲置平房内待了下来。学校也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番修整，于是我们又可以重返课堂学习了。
日子依旧艰苦，但环境算是安定了下来，往日的朗朗读书声映衬在村落中，显得格外宁静与安祥。
转折性的小夸奖
学校在城南庄一待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中国经历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了大反攻，全国的解放指日可待。学校正常上课的日子日趋稳定，我们已经不再像刚来时那般慌乱，心情日渐平静，一心扑在学习之上，我的学习成绩也因此有所提高。此时学校班级的老师都没有很大的变动，我的班级老师依旧是在西黄泥村时的胡立，他的妻子也姓胡，叫做胡平，两人兢兢业业地带着一众学生着实辛苦，他们就像我们几十名学生的父母那样，在一路上遭遇的战火和飞机轰炸中，照顾着我们的人身安全、心理稳定程度以及衣食住行等等。
有一次下课时，班主任胡立叫上了我们几个学生，要我们放学后去他家做游戏，其实是趣味性的智力测试，比如说自己走到某个位置，然后便由下一个人来问你问题，事先你根本不可能知道他要问什么问题，这是一种即兴式的考验反应能力的测试。结果在我们一干人做完智力测试后，胡立和他妻子高兴地对我笑起来，说道：“南新旭这孩子真是聪明。”至今我依旧记得他们那时高兴的表情，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别人夸奖我，自小我就经常被人说是个“傻孩子”，脑筋不灵光的代名词，就连我母亲都称我为“傻旭”，慢慢地叫的时间长了，别人也就跟着母亲学，不喊我的名字，而是用“傻旭”、“傻旭”来代替了。所以我从来就认为我不是个聪明的孩子，在学习上也不会有很大的作为，一直以自卑的心态在班级里学习，成绩处于一种中下等的水平，同时也自然而然地认为我只能学到这种程度，就好似这是一种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事情。
不曾想到，老师当年的那一句夸奖话，彻底让我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原来我也是可以做到最好的，可以得到第一名的，谁说“傻旭”没有翻身的那一天呢！自此我的自信心就愈加的有上升之势，学习的劲头越来越足，本来很普通的成绩，没想到因为在初中二年级班主任老师的一句表扬，让我在初中毕业考试时拿到了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当时郝校长在全校的颁奖大会上给我颁奖的时候，又再次当着众人的面，肯定了我的“聪明”。虽然奖品仅仅是一个笔记本、一支铅笔，但那却意味着我一生的转变，我不再是那个曾经的“傻孩子”、“傻旭”，“第一名”也可以牢牢地扛在我的肩膀上。
我把这件事说给了父母听，他们都很为我骄傲。我想母亲也不曾料想当年那一声“傻旭”，会让我如此地铭记于心，在这之后，她便很少再叫我这个外号了，因为母亲清楚地知道，儿子已经是一个有思想有尊严的小伙子了。然后我便以优异的成绩升入高中，攻读高中一年级的课程。同年，即1949年1月的寒假，北平因为平津战役的胜利，得以和平解放。父亲在这之前已经赶到北平，负责接收国民党银行事宜，母亲则留在石家庄人民银行筹备处，负责指挥运往北平的运钞车。此时恰逢有司机报告母亲，有一辆运钞车上还有一个空位子，于是母亲便趁着我放寒假的空档，让我在什么东西都没有带的情况下，一个人坐上车去往陌生的北平。
在后视镜里望着母亲渐行渐远的背影，我第一次强烈的体会到不舍之情。
对北平的印象
我乘坐着运钞车，一路上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北平，见到了繁忙中的父亲。此时我对他还处于陌生的阶段，对于“父亲”一词我只是有着陌生的熟悉感，十几年的战争让他早已习惯了用“平静”与“冷淡”去看待一切，但是在与父亲相处的这两三个月中，我在恍然间真正体会到父亲这个词的含义，即爱与敬仰。
父亲不会过多地要求我做什么事情，每每都是很平和地告诉我：“北平刚刚解放，外面的情况很乱，出门要注意安全，不要乱走。”简单的话语中，却透露出不乏味的幽默与睿智，他偶尔露出洁白的牙齿笑一笑，他会在一言一行中，显露出常人少有的智慧，会在特定的时刻告诉我人生的方向，这便是我的父亲。
在这段时间里，我在等待着原学校迁往北平的通知。父亲有时会不出门，就这么在家中陪着自己的孩子，话语虽然不是很多，但我却感觉有种说不出的温馨。有时父亲的警卫员安宪章也会拉我到北平的前门附近转转，见见那些老味儿的新鲜物件儿。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穿上在离开母亲前她给我做的一身新衣服，因为她总是觉得去了北平，不能再像原先在村里那样穿得那般寒酸了，也要给父亲长长脸面。即便这样，新衣服也是用粗的像麻袋一样的料子做成的。可是当时北平依旧是寒冬腊月，衣服是不能够穿得很单薄的，套着厚厚的大外套，走在街上的样子也是十分的滑稽。就这样一直到了4月春暖花开时，才最终确定了我原先读书的育才中学高中部合并到北平的高中，改称为北平师大附中二部。
我刚刚进北平的时候，正值刚刚解放，总体环境还没有稳定下来，一切都还处于战后的混乱之中。走在前门大街上，整体感觉十分的混乱无序，那时国民党失败，原先流通的法币失了效不再使用，街上很多人都在兑换银元，“劈哩啪啦”的声音响个不停，给人一种很不安全的感觉。
那时父亲办公的地方曾经是“四大家族”办的交通银行所在地——前门，我从未进到那里的办公室去看过，只是在父亲办公室旁的一间房子中住下。那地方异常讲究，地面都是很考究的木地板，甚至连打扫卫生的人员都穿着特制的西服。平时走在街上，则会看到穿着各式各样衣服的人，有穿西服打领带的，亦有穿得破破烂烂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相差很多，不似边区的“平均”态势，生活水平差距很大，自然社会环境就不那么安定。
高中的几件大事
1949年4月，我在北京师大附中攻读高中一年级，那时学校的高一课程已经快要结束了，这时学校突然接到团市委组织团员下矿山教书的任务，于是就把我们几个人派了过去。
当时，我们来到了位于北平的门头沟煤矿区，在那儿一待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其实就是让我们体会一下当时煤矿工人工作的艰苦，他们的生存环境真的是异常恶劣。我们到了那里也会被安排下矿井，戴着安全帽，跟着前边带路的“老人”一步一步地艰难行走着。漆黑的矿井，昏暗的煤油灯，伴随着不断的劳作声音，浓重的呼吸声深深揪起我们的心，这种环境真是辛苦这些矿工了。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教这些青年矿工们识字、唱革命歌曲。与这些人相处也着实有意思，他们不会拐弯抹角地耍心眼，对于所教的东西一个个都似初入学门的小孩子，在炭黑的脸颊上映衬着一双求知旺盛的纯净眸子，让我们这些“小老师”不禁回想起当年自己初学知识时的情景，那曾经一张张单纯、不知疲倦的面庞。
与矿工们相处了半个月的时间后，我回到学校升入了高中一年级，在此期间发生了几件大事情，可以算作我在北平高中时期的几笔重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