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为期1个月的行程中，我们坐着大船在伏尔加河上飘荡，在船上组织了各种活动，其实这主要是为了加强各国青年之间的友谊与交流。在国际象棋比赛时，一块去的同伴都鼓励我参加比赛，但是对于这项活动我不是很精通，因为平时大多数的时间我都用在学习上了，很少发展自己的娱乐项目，但是为了大家玩得开心，我还是参与了进去，与我同一组的有来自蒙古、苏联的学生，但是想不到我们这一组最终还拿了第一名的好成绩，着实让我们稍稍高兴了一下。
其实每次学校在放寒暑假的时候，我们中国留学生也会自己组织出去游玩的。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学臧瑜，还有农学院的女同学沈桂芳，三个人去疗养院休息了20天，在这期间就是玩乐、看电影、休息，让自己紧绷许久的神经得以休息一下，也是件美事。
这些活动在我6年的留苏生涯中，属于在繁忙的学习期间短暂的惬意与放松。
体育活动
在学校里每逢周日，我们中国留苏学生会把球类爱好者聚集在一起，在学校的体育馆与苏联学生比赛，他们那里的人特别钟爱排球，所以时常以排球进行对抗比赛。到了冬天有时还会被拉去滑冰，但我只去过一次便不再参与了。记得当时我根本不会滑，被同伴拉去穿上了厚重的冰鞋，然后亦步亦趋地走上冰场，天气特别冷，冰冻得梆梆硬，我站在上面“咣当”一声，屁股就摔在硬硬的冰面上，着实让我吓出一身冷汗，当时摔得是太疼了！
自此，我便罢了滑冰的想法。
自己动手改衣服
在留苏期间，我的衣服除了国家给定制的一些制服外，自己还曾经置办过一些平时穿的衣服。这全靠我年少在晋察冀联合中学读书时，在被服厂学习的本领，当时我就认为这本领将来肯定会派上用处的，结果真的在留苏期间用上了。在苏联这6年时间，正是我长个子的年龄，所以时间一长，原先的衣服都小了很多，根本不能够再穿了。
后来父亲带着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时，我事先告诉了他我这里的情况，所以父亲便从国内给我带了一身他自己的西服。当时我虽然个子已经与父亲相差无几，但是体形却非常瘦，与父亲穿的衣服还是要相差两个号码，所以在拿到衣服后，便比了比自己的身形，动起手来改了父亲的衣服。整个大学期间，在正式场合我基本就是靠着这三套衣服度过的。
平时在手洗这些衣服时，也是格外小心。因为在那个年代，一身衣服的价钱往往顶上我们一个月的饭钱，所以要十分爱惜穿着。
留苏期间水利界领导的访问
在我们留苏学习期间，国内水利界的领导经常到学校来进行访问，像当时任职水利科学研究院的院长张子林、水利部的部长傅作义这些人都来过学校，他们每次来都会带一些国内的水利科学家来苏访问交流，当时我是学校党组织的支部书记，就把学校的中国留学生组织起来，让傅部长给我们做一次讲话，介绍国内水利的建设情况，并对我们的学习作了一些指示。
1956年，通过傅部长的一些介绍，我们了解到中国当时的水利发展十分紧迫，虽然国家自解放后就一直抓紧水利工程建设，在这方面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投了不少资金，但是每年北有淮河、黄河水灾，南有长江水患，可谓情况十分严峻，所以，国家需要我们这些学生在国外好好学习，学成归国后，为国尽自己的力量让水患少一些，人民生活安定一些。
政治对留学生活的影响
一个学生从走出国门的那一刻起，他的一言一行就不再仅仅代表自己，而是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相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同样会影响到留学生在他国的生活。1956年，苏联一方传达了批判斯大林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他们只是在党内传达了报告的精神，但是中国留学生当时强烈要求听取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的报告，所以请来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朱德、李富春等人到莫斯科大学礼堂，给全体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讲话。其实当时中苏关系已经隐约出现了一些问题，虽然对于这份报告中方并没发表过多的看法，只是坚持中国自己的观点，自然对于两国的微妙关系会产生一些影响，对于中国留苏学生而言，虽然还是会有一些影响，但并不是很大，只是在学校的党组织活动各自分散举办了，不再在一起讨论党内思想了。
因为平时我们的学习任务也十分紧张，所以对国家的事情很少有时间去参与，只是隐约感到有不和谐的音调存在，但在繁忙的课业生活中我们渐渐地不去注意它了。其实在留苏期间，我大哥南新宇也加入到了留学的行列，他比我晚1年到达苏联，1952年在包曼高等技术学院学习坦克专业。我们兄弟两个人，一个在西北边，一个在东南边，相隔了数十里之远的距离，所以也很少有机会见面，大学期间一共只见了两三次面。父母也曾经以代表团成员的身份远赴苏联，期间看到许久未见的他们，备感亲切，异常激动。
毛主席讲话与回国境遇
1957年7月，我们即将毕业回国，毛主席在此时也来到了莫斯科，几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便到莫斯科大学去听主席的演讲，也就是这一次的讲话，让后来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流行起一条毛主席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正是这句话让世界重新认识了这个新生的新中国！
1957年回国时，学院副院长（左三）和化学老师（右二），到火车站为我们送行，南新旭（左二）
在毛主席讲话之前，我们已经踏上了回国之路，当时学校的副院长和化学老师，亲自把我们送上了回国的列车。带着祝福与希望，承载着坚实的新知识，虽然不知道前方的路到底如何，但是此时的我，确是被一份“我是中国学子”的心意，牢牢地锁住了。
随着火车渐渐地停下，此时我们已经踏上了自己国家的土地，一切在分别6年后，回归了熟悉。我们各自有了不同的未来之途，分配到城里的人生活会相对好一些，而分配到偏僻工地的人，则会苦一些。当时都是学成归来的青年人，下到基层是可以得到很大锻炼的，从这个方面来看，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情。
自此，曾经一起学习的同学，有了各自的境遇，在祖国的各个地方开始为国家效力。
与妻初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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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在我毕业即将回国之时，国家水利部教育司告诉我他们已经在北京成立了一所水利学校，准备在这个基础上设立一个水利工程施工机械专业，目前这方面的人才国内极其紧缺，所以希望我回国后主持这项工作。当时我们这一代人也有个习惯，即一切听从组织分配，不会有任何异议，这或许就是时代的标签，加上我也没有继续留苏的意向，并觉得中等学校与高等学校是一样的，所以也没有与水利部教育司谈工资问题，就同意回国后在中专学校任职。
1957年8月1日，在我回国不久后便去学校报到，这所学校名为北京水利水电学校，实际是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当时我担任水利施工机械专业的科主任。一年后学校在原先的基础上，在水利部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的支持下，由北京水利学校、北京电力学校和北京水利电力函授学院合并而组成水利电力学院，我升任机电系副主任。由于此时我回国没有多久，对国家的水利现状还不很了解，也没有自己的什么想法，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参加一些“反右”批判大会，因为这时反右派斗争还在继续。不过虽然反右斗争还未结束，但是政治形势已经明朗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