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课堂上老师经常提问我们，若是答不上来也是件挺不好意思的事情。如果某个学生这堂课回答不出的话，老师就会经常反复地问这个学生问题，而且这种情况会延续到下一节同样的课程。所以大家对于提问的事情都非常认真对待，记得最突出的就是英语课了，当时有一些农村出来的学生在发音方面有些困难，老师就会一次、二次、三次不断地对学生提问，直到学生发准音为止，所以说老师是十分负责任的。
这个学校与普通学校相比，虽然在教学设施上有很大的差距，也没有十分正规的教学体系，但是它却有一种真正的教育精神——为了革命而学习，为了解放和建设新中国而学习。在这个队伍中，老师对自己的学生十分富有责任感，而学生则是有一种努力向上的上进心。当年我13岁，也有一种如歌曲里唱的那样肩负着国家和民族兴旺的责任感。在那种艰难的大环境下，大家都对战局十分关心，所以每天在晚自习时，我们都会规定一段时间来念解放区最新的报纸，这是我们这些孩子了解前线战况的惟一途径。特别是到了战争的后期，还经常会有一些号外，报导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甚至东北的辽沈战役，因此我们对于战局的发展都十分清楚，当时大家都十分兴奋。久而久之，我们那一代人会比同龄的孩子要成熟许多，这与战争的环境、自身的成长经历与教育，都有莫大的关系。
转移中的学习与生活
我们学校能够具有这么严明的纪律与向上的学习氛围，这一切与郝校长的努力是不无关系的。他反对外人时常作出让学校停课的决定，如果实在不得已停课的话，也就是在农忙的麦收时节，一般学校会放3天假，帮助村里的老乡收麦子。村里的老乡会自己捡第一批麦穗，但基本上是不会捡得那么干净的，所以我们那时放学后都会背着书包去地里进行“扫光”活动，一个个像是小鸡吃米般地低着头，寻找着心中的目标。我们这么一起一落地俯下身子捡，不一会儿就可以捡到一书包麦穗，然后老老实实地把它作为自己的劳动果实上交，心里美滋滋地回到窑洞去做作业。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到处都是像我们这样简简单单的孩子，在干完农活时大家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
学校在创建初期，伙食都是靠着我们自己劳动赚取些，或是用携带的一些干粮充饥，后来逐渐安定下来了，就习惯了“以生产养学”的做法，在老乡的帮助下从事一些劳动来养活自己。这一切在我们这些学生眼里，都是十分新奇的事情，自然这其中新鲜劲头占了好大一部分。我们那时帮助老乡洗一些日常的衣服，他们洗衣服都会用烧完的锅灶灰，把它与水相溶后就成为碱水，然后把脏衣服放到水里揉洗。但是时间长了我们就发现用这样的方法洗出来的衣服，晾干之后会出现白色的印记，而且衣服洗得也不是十分的干净，于是学校的化学和物理老师就开始研究做肥皂，根据化学知识按比例将油脂掺一些碱混合起来，虽然做出来的肥皂不如城里的质量好，但在当时物资短缺的条件下，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学校那时还开了一个小卖部，我们把自己做好的肥皂卖给需要的老乡，也算是养活自己的一点微薄收入。为了增加收入，学校真的是想出了许多法子，记得那时学校里养了几头牲口，于是就利用这些牲口来帮助老乡搞运输，或是从远处帮助买一些石灰回来，慢慢地也积攒了一些余钱，用来作为学校运转的费用。到了学生放暑假的时候，大家都会放弃休息的日子，我们分成两批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部分人留在村子里负责来回运送石灰，来粉刷学校的教室；另一部分人则到边区陈庄的被服厂去，领来一些布料、棉花等材料，制作全校师生冬天穿的棉服，同时帮助被服厂完成为前线战士做冬衣的任务。有的老师和学生十分聪明，把做棉服的活搞成了流水线的作业模式，一部分人负责专门按照一定的规格来剪裁布料，一部分人则在其上铺上棉花而后缝线，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做棉服面儿、抠眼儿、缝扣子。那时正好赶上我患了疟疾（俗称打摆子），全身上下难受得很，一点儿劲都没有，边区也没有什么特效药，病了很长一阵也不见有好转的迹象。老师和身边的同学日夜守护在我的身边，直到后来有人千辛万苦弄来了奎宁[8]，才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
稍休息了一些日子，我就拖着虚弱的身子帮助同学钉扣子，这是我最初接触针线活计，自然做得不是很好，可是做了些日子也算有了些成绩，身体也渐渐地好转起来，想必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吧！那会儿我们的劳动积极性都特别高，每每都是一吹起床号，我们一伙人立刻就从床上爬起来，许多同学都顾不得刷牙洗脸就直奔到自己的生产岗位上，就这样一直干到熄灯号吹。学校的老师都是把学生从生产线上撵下去，让我们赶快去休息睡觉，最终我们两百多名学生在那个暑假完成了6000套棉服，除去学校自用的外，全部上缴到前线给战士们穿用。
在那个艰苦年代，我们一起为了胜利的到来，为了有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一天一天地努力着，从不知道累！
在西黄泥村这段时间，我已经从一个男孩子长大成了小伙子，个头也窜起了不少。当时被服厂的人看我穿着极其不合适的衣服走来走去的样子，觉得很是滑稽，于是便好心地说道：“你衣服都小了，我给你一套。”拿着那于我来说诺大的衣服，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得用剪子把衣服裁小些，然后再缝上，最终看起来样子还算不错，这真是多亏了我暑假时学习的钉扣子的活。
1947年参加土改
1947年解放战争期间，此时，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开始实行初期的土地改革，逐渐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这是有领导地分期分批进行的改革运动，其间有发动群众、没收和分配土地、复查总结等阶段，土地改革使得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土地和一些生产资料，逐步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
在西黄泥村进行土改时，因为我们参加的人数多，但相对老乡少，所以在工作中可以做到具体落实到每一户人家。我们这些学生先是发动自己的房东，进行访贫问苦，这是在土改时期才使用的词语，其实就是慰问他们长期受到的苦难，写一些宣传的大标语、黑板报，动员贫苦的百姓与村里的地主进行斗争。我们也会参与到批斗地主的队伍中，那时作为学生的我们自然不会十分清楚中央的具体的土改政策，看见老乡在村里的场地弄一个大的木架子，如若哪个地主不老实交代自家的“浮财”，即地主从普通农户那里长期搜刮得来的财富而换成的金银财宝，老乡就会用绳子把地主的双手捆起来，然后吊在木架子上，要他们老实交代。我们那时是起一个助威的作用，在那种大氛围下，大家把这些当作普通的农活般的工作。
当时我二哥在学校的文艺班，那时他们排演了许多出色的文艺节目，由学生自己演出，不时也会请些老师来与学生共同演出，像《白毛女》那样经典的剧目中，就有来自鲁迅艺术学院的老师扮演一些角色，由于他们自身有一定的文艺功底，扮演起来自是惟妙惟肖。另外还会从学生里挑出一些年长的学生来参加演出，例如我们班那时有个叫王佩今的同学就演《白毛女》里大春的角色，而另一班的林汝为则饰演主角白毛女。记得林汝为当时出演剧目前半段的白毛女，后半段则由与我同班的祝英出演。因为祝英嗓音很高，性子也有些泼辣，演出后人们的评价非常好，他们还被派到前线去演出慰劳解放军。这些剧目在当时很适合战时的需要，自是得到政府的一致好评，甚至有些专业的剧团评价我们这些学生的演出丝毫不亚于专业演员的表演。其实即使到今天，我依旧觉得当年的《白毛女》的演出着实精彩，唱出了那时人民的所想、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