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下戎装，万分不舍
文艺宣传队面临解散
在部队，我从一个普通的战士做起，逐渐被提拔为宣传队的排长、副指导员、指导员、宣传股文化干事等职务。1979年 ，由于部队大裁军的原因，我的许多好伙伴、好战友都退伍转业，或是下到机关当干部了。大家分道扬镳，我们文艺宣传队也随之解散了。同年年底，我被调到北京延庆县炮六团的宣传股当干事，这也是我在部队期间的最后一个职务。
到团里工作的时候，那里的领导一直很重视我，想要把我培养到营里当教导员。部队的命令必须得服从，但基层部队的生活毕竟跟机关有一定的距离，我觉得自己更适合在机关搞文化工作，最终也没下到基层部队当教导员，只是一直在机关里当文化干事。
转业离开部队
入伍10年后，在1981年我选择了离开部队。当时选择离开有几个原因。首先邓小平负责中央工作之后开展了部队大裁军，这也是当时国际形势的需要。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每年都会有普通战士复员，但是对于干部而言，部队还是希望能够保留骨干，原则上不提倡干部转业。但正是因为赶上裁军的政策，我作为干部也有了能转业的条件。
另外，当时国务院有个副总理叫陈永贵，是山西农民出身，他有一句话：“部队里大批的干部要充实到农村去。”如此一来，部队里很多干部的心就乱了，因为部队有政策，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很多干部都是城市出身，怎么愿意到农村去呢。于是这就造成了很多干部想离开军队。不过后来这句话被推翻了，都跑到农村去岂不成了又一次的“上山下乡”，这显然已经不是改革开放的年代所需要的了。
其次，我所在的宣传队解散之后，一直从事宣传工作的我心中充满了失落感。再加上我1977年结婚后，因为妻子身体不好，一直没要孩子，直到1980年底妻子才怀上我女儿。那时父母年纪大了，妻子也需要照顾，所以我就想离开部队返回地方，多照顾照顾家人。
虽然部队依然打算培养我，但是在考虑到几个因素之后，我还是打定离开部队的主意。1980年我开始向上级打报告申请转业。一年之内我打了三次报告，开始部队并不同意，因为部队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我又来自于文艺宣传队，多才多艺，能编、能导、能演，还能写，像我这种有经历又有能力的人并不多。因此相对于其他干部而言，我在各方面都能游刃有余地发展，下到基层连队既能带兵又能教战士唱歌。但是最后在我的坚持和争取之下，1980年底，我的申请获得了部队的同意，1981年就转业到了地方。
其实我还是很留恋部队的。从1970年入伍到离开，我当了整整10年兵。别人说部队的生活很枯燥，但是在我看来部队的生活很充实。而且作为一个军人，我经历了很多事情，包括唐山大地震、“四人帮”倒台等等，这一切的经历都对我的人生有很好的启示。人的一生如果没有挫折与坎坷的经历，就不能够变得成熟，正是在部队的这十年生活，让我变得成熟。纵然我对部队有着诸多的不舍与留恋，但还是选择了离开。毕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
时光如梭，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为了缅怀难忘的军营生活与战友情谊，2008年9月初，我们炮十四师最后一任宣传队队长（现任秦皇岛市公安局长）陈庆恩和我商量，全权委托我联系组织宣传队全体战友，暑期到北戴河旅游区大聚会，一切活动费用由他负责。不愧为军人豪爽的本色，陈庆恩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好事。虽然是短短几天的聚会，战友们拥抱、合影，个个激动，难舍难分，相约四年后再度大聚会。
2008年9月20日在山海关，北京军区炮兵14师宣传队战友大聚会合影（前排右一是我）
初到北方昆曲剧院
主动争取分配到文艺单位
按照部队转业分配的规定，在哪里当兵就要回到哪里。我虽然家在北京，但是从河北邯郸符山铁矿入伍，如果按规定我就没法回北京了。但是也有另一个规定，可以根据爱人或家属的所在地适当进行安排调整。由于我在宣传队解散后调到北京延庆县炮六团工作，再加上我家和爱人都在北京，所以转业就可以落户北京。
从部队转业之后，我来到位于西单石驸马大街的北京军区“军转办”报到。当时部队转业人员基本上都是分配到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部门。当时负责的孙副政委就问我的意愿，我说：“我比较倾向于到文艺单位。”他说：“那不行，部队干部要服从分配，主要是加强公、检、法的力量，文艺单位目前还没有考虑。”我说：“那就服从部队安排吧。”于是，我最初就被分配到检察院。当时部队规定，分配到公、检、法的干部要先回部队的培训班学习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法律知识，我就按规定回到部队学习。这期间，我的一些战友建议道：“你已经穿了10年军装，到公安局还是穿军装，有什么意思啊？”当年公、检、法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没有军人高，待遇也很低。所以我就打消了在公、检、法工作的念头。
培训了半个月后我又回到“军转办”。负责人再次问我的分配意愿，我旧事重提，还是希望能到文艺单位工作。那时正好我们炮六团有个叫袁秉义的政委在我之前转业，分配到了文化部的工会工作。在部队时他待我很好，我就找到他，希望也能到他那里去工作。他说可以跟军转办提出来，只是手续比较复杂。于是后来我就跟军转办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然而文化部毕竟名额有限，不那么容易进入，又考虑将我分配到文化局，几经周折，最后我被分配到了北方昆曲剧院。
将我分配到此也是事出有因的。北方昆曲剧院1957年成立，然而“文革”期间到处都是唱京剧样板戏，昆曲无人问津，导致了昆曲团解散，人员都各奔东西。“文革”结束后，昆曲艺术得以恢复，但是昆曲剧院却不像京剧团能保留多年不变，以前的人员都凑不齐了，既缺少干部也缺少普通员工，所以需要从四面八方来的人员进行充实，也正是因为这个契机，我被安排到北方昆曲剧院工作。
刚开始我的思想还有顾虑，作为一个刚从部队转业到昆曲剧院工作的军人，我人生地不熟，加上不懂昆曲艺术。我在部队唱京剧样板戏完全是出于一种爱好，没达到专业水平，至于昆曲更是不曾接触过。昆曲与京剧虽然都是戏曲艺术，但是存在很大的不同，昆曲讲究曲牌，其内容都是来源于宋词、元曲等古典名著，不像京剧的取材那样广泛。昆曲比较深奥，基本上属于“阳春白雪”，没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根本无法融入这个团体，正因如此我才犹豫再三。后来领导反复做我的工作，鼓励我尝试，加上剧院当时确实需要干部，我也就同意了。
新单位，新工作
刚进入北方昆曲剧院以后，并没有将我安排到演出管理部门，因为剧院正需要充实政治力量，就把我调到人事处。到了剧院之后当了科员。但是纵然如此，我也没有抱怨，想到的就是尽快熟悉适应工作。当时人事处有两个女同志和我共三个人，处理的大多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但是我并没有让自己维持现状，我毕竟是军人出身，到了一个新单位，必须要从外行变成内行才行。其实我是做人事工作的，没有必要把自己变成昆曲方面的内行，但是出于对文艺方面的兴趣，我很主动地去学习昆曲艺术的知识，希望能对昆曲有更深入的了解。日常工作之余，我时常跑去看演员排练，观看他们的演出，然后找来各种相关书籍阅读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从一个对昆曲一无所知的“门外汉”逐渐融入到了昆曲这门精深的艺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