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努力和上进被领导看在眼里，昆曲剧院的院长和书记觉得我这个新来的年轻人好像对文艺方面很感兴趣。他们看了我的档案，知道我在部队搞过文艺工作，决定发挥我的特长，就把我从人事处调到了演出处。当时演出处里由两位老同志管理，我还是科员，但是这样就可以直接接触演出了。
那时候我当科员可辛苦了，我在部队是领导，到了剧院却成了“碎催”（北京方言，指跑腿打杂的人）。在办公室里，老同志说什么我就得听什么，每天扫地、打水，骑着自行车到处送广告，帮剧场联系演出，洽谈演出日程，负责演出门口挂的水牌，统计票房等等，这些工作全都落在我一个人的肩上，总之苦活、累活都是我的事情。
但是我并没有埋怨，我的心理素质比较好，对自己有自信心，我一直认为老同志在这里已经工作多年，有些享受和利益是应该的。我刚刚转业来到这里工作，就应当吃苦在前，而且我又是党员。所以纵然工作辛苦，我的心态还是很平和。剧院的人开始认为我是外行，对我并不重视，但是我既不着急也不生气，而是努力地让自己表现得更好。单位规定早上9点上班，我总是8点就到了，每天下班也是最后一个离开，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没有任何抱怨，也没有提过任何要求。
初到北方昆曲剧院
一心扑在剧院的发展上
我对工作的态度领导也看在眼里，逐渐地他们觉得我这个转业军人挺好，对我的印象很不错，而且从我的谈吐中，他们发现我也懂得昆曲艺术，不是外行了。后来有一个老同志退休，领导就提拔我当演出科的科长，我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1998年在天津古戏博物馆演出昆曲《春香闹学》
我（右）饰演陈最良，中国戏曲学院教师韩冬青（左）饰杜丽娘
在负责演出科的工作之后，我更加繁忙了，每天东奔西跑，费劲心思开发演出市场。昆曲跟别的剧种不一样，作为“阳春白雪”式的艺术门类，很有局限性，受众极窄。那时候时代都变了，喜欢戏曲的人很少，年轻人都喜欢流行歌曲，根本不关心戏曲艺术，遑论昆曲。我为了剧院的发展，即使不能说“立下汗马功劳”，起码也是呕心沥血。当时我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几乎跑遍了北京城，把北京各个大学都跑了一遍，包括人大、清华、外国语学院等等。可以说是见到学校推门就进，就像推销产品似的，拿着我们剧院的说明书、剧照、演出录音给相关负责人看，希望能在大学里演出昆曲。后来我们在这些大学都演出过，演出费用我们也不太计较，给一点儿我们就收下，不给就算是公益性的演出。
那时，建国门大街的国际俱乐部长期有外国人游玩居住，经过我的沟通联系，我们剧院与那里的剧场签订了一个长期的演出合同。之后大概半年时间里，我们每礼拜都会去演出三到四次，主要是给外国友人演出。另外我在北海后街的恭王府花园那里也联系了一个长期的演出点。在我的工作之下，我们剧院一年就有200到300场的演出，这样既为剧院增加了演出收入，又为年轻演员提供了更多的演出机会。
纵然我为了剧院的演出四处奔走，但是却从来没有私自动用过剧院的一分钱资金。最初剧院有一辆汽车，我们演出处有权利使用，但是我非常不愿麻烦司机。而且演出处只有几百元到一千元的活动资金，这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坚决不用剧院的资金，即使是为了工作在外面跑得很饿，我也是自己掏腰包在大街上随便买点吃的东西。
剧院的工作常常事无巨细，我都一力承担，甚至很多跟工作不相关的杂事我也乐于包揽。我原来在工厂当过电工，到剧院也发挥了作用。比如说音响设备坏了，甚至谁家吃饭的饭锅坏了、电炉子坏了都送到我办公室来，我免费给大家修。那时候还没有电脑，像电视机、录音机这些东西我都修得好。记得有一天快下班的时候，突然有人敲我门，我说：“干嘛？我下班了。”“我们家洗衣机坏了，洗不了衣服了，你赶紧去帮我看一下吧。”我来到他家一看，洗衣机里面的电容坏了，我说：“你赶紧去西单买一个电容来，明天我给你修。”他说：“明天不行，我们家还得洗衣服呢，衣服洗了半截，我现在赶紧骑车去吧。”他买回来之后，我自己有电烙铁，把电容给他焊上，他就可以用了。我就是这么一付古道热肠，正因为如此，我在剧院越来越多地被接受和认可，受到大家的欢迎。
两次难忘的演出经历
联系演出是我工作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我自己也还要参与演出，协调各种事宜，在多年的演出生涯中，有两次演出活动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去香港演出
1994年3月份，文化部外联局安排我们剧院赴香港演出，这既是商业演出，又带有一些慰问的性质。我作为院长助理随团一同前往，负责安排演出、各处联络等工作。
那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祖国，我们去演出也不像现在那么方便，所以，我们的演出就有一些“政治任务”的感觉了。为此，在赴港之前，我们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封闭式训练，既要排练节目，还要上政治课。但是，究竟去哪里封闭训练？这个问题却难倒了我们。如果去北京郊区进行培训，还在宾馆吃住，离北京市区也很近，想回来就能回来，这就完全起不到封闭式训练的作用。院长问我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后来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我说：“到部队去吧。”院长非常赞同。随后，我带着我们剧院的一个副院长到我原来的部队去找首长谈，首长也同意了。于是，我们剧院的演员们就在我复员的部队进行了封闭式训练，吃住免费，在训练之余也为部队官兵进行表演。转业不久的我对于部队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利用给部队官兵表演的机会，我又重操老本行——说起了相声。在相声里，我表达了一个老兵重回部队演出的感恩与激动之情，引起了很不错的反响。而且，通过我的表演，北方昆曲剧院对我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知道我原来在部队的时候也是一个活跃分子，不光人能干，会处理行政事务，而且还能表演，还会说相声。
完成封闭式训练之后，我们即从北京奔赴香港。当时去香港也比较麻烦，为了节省资金，我们先坐火车到广州，再到深圳，最后才抵达香港。在香港大约演出了一个星期，表演了《千里送京娘》、《大闹天宫》、《活捉》等经典曲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香港人民反响强烈。
1994年，在香港大会堂演出昆曲折子戏后，留影于浅水湾海滩边
有幸结识著名导演李翰祥
在香港期间，我有幸结识了著名导演李翰祥先生。我表姐的大女儿叫金雁飞，她的爱人叫陈天宝，是上海唱京剧的名票演员。因为陈天宝的哥哥在香港，赴港前我给他们家打电话，我说：“我准备到香港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需要带什么东西吗？”陈天宝告诉我：“我哥有时候在香港，有时候不在香港，他有可能去英国。你如果去的话我给你一个地址，可以找我的侄女陈喜莲。有什么事情，带什么东西都可以联系她。而且她也喜欢京剧、昆曲。”
来到香港后，我就给陈喜莲打了一个电话，那时候我们已经演出两三天了。我说：“我是陈天宝的舅舅。”她管陈天宝叫叔叔，我是她叔叔的舅舅，高了两辈了，没法论，当时她就说：“我叫您老师吧。我非常喜欢昆曲，咱们见个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