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离开广州的时候孔维英还带着她妹妹到火车站来送我。她虽然什么也没有说，但却有一种非常依依不舍的感觉。从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再去过广州，直到几十年后因为拍电视才故地重游。回到了广州，又想起了当年和孔维英的这一段青涩而淳朴的情缘，但我也从来没有去找寻过她，我想，就让这一段美好的青春回忆永远地留在我心里吧！
回到故乡上海
离开广州后，我就和陈志先直奔上海。到达后，陈志先热情地邀我到他家去住，我说：“不用了，还是到红卫兵接待站吧！”于是，我们就此分别了。
红卫兵接待站的人问我：“你想住在哪里？”我想了想，上海最有名的地方是“大世界[⑤]”，于是就回答说：“大世界。”我之所以想到“大世界”去，是因为我知道“大世界”里面什么节目都有，杂技、京剧、昆曲、梆子、歌舞等。里面的小剧场24小时不停歇地表演节目，种类繁多，令人目不暇接，我对那里的各种精彩节目都非常向往。于是，我真的如愿被安排到了大世界住下。
难忘的大串连经历
一进入“大世界”，我就发现这里真是一个神奇的世界，虽然它因为已经暂停表演节目了，但我从那里的建筑和陈设还是能想象出它当初的盛况。从大门进来以后一眼就可以看到有一排“哈哈镜”，它们可以把人变高、变矮、变胖、变瘦，看着“哈哈镜”里的自己变成了各种滑稽的样子，每个人都会笑得前仰后合，简直是乐不可支。走过“哈哈镜”以后，就会看到一个露天的舞台，那里曾经是专门演杂技和魔术用的，一天到晚都在不停歇地表演着。二楼有舞台，京剧、评剧、沪剧、淮剧、扬剧等轮番在这里上演，几乎所有的观众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戏剧节目。
但是，作为红卫兵接待站的“大世界”已经和往日大不相同了，这里住满了来串连的红卫兵，我们都被安排在二楼的一个舞台上就寝，原本的舞台上铺满了凉席，所有人都在舞台上和衣而睡。
住了不到两天后我突然想起，上海还有哥哥姐姐，我不能总是在这里住，我得去看看他们。第三天，我就跟红卫兵接待站的人说：“我准备走了。我要去看望哥哥姐姐。”他问清了我姐姐家的住址，告诉我该怎么走。姐姐那时住在吴淞，是原来国民党最早的警备区司令部所在地，位于上海郊区，离“大世界”还比较远。
到了吴淞后，我很快就见到了姐姐。刚一进门，姐姐就说：“把衣服全部脱下来。”我说：“为什么呀？”她说：“你身上全都是虱子。”我一想，还真是。我这一路坐火车那么拥挤，人多，天气又热，能没有虱子吗？于是，姐姐就把我换下来的脏衣服都用开水烫了烫，再把她儿子干净的衣服找出来给我换上。洗过澡，换上干净的衣服，整个人顿时觉得清爽多了，简直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在上海期间，我还专门去过母亲一直帮助的表姐金蕴秀家拜访。表姐住在上海延安东路一栋老式的小阁楼里，房子大约有十一二平方米大，她和四个女儿一块儿住，确确实实很艰难。
那时候表姐还在里弄给人干活，只能拿到十分微薄的工资。她见我到上海来特别高兴，翻来覆去地跟我讲：“你妈总给我寄钱，我生活也能好一些，你来了我一定得好好招待你。”我说：“没关系，应该的事儿。”她的几个女儿都管我叫小娘舅，见到我还挺亲切的。那时候表姐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大外甥女金雁飞处了个男朋友叫陈天宝，家境还不错，经常帮助她们家。后来陈天宝就成了我大外甥女的丈夫，并且和我成为了莫逆之交，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在表姐家住了几天后，我就打算回北京了。因为我知道，表姐家的生活确实不宽裕，母亲一直都在接济她们，而现在我在人家家里长住，一来让人家破费，二来还是会给人家添麻烦。于是，在上海待了一个多礼拜后，我就返回北京了，我的大串连生活也随之宣告结束。
对“文革”的想法
“文革”发生时，我虽然只是一个学生，没有很高的政治觉悟，但当时在我的脑海里就已经对“文革”这种翻天覆地的折腾有了一定的看法。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折腾，就应该本本分分地上学、平平静静地生活，怎么能闹得这么乱啊，当时我真是很不理解。庆幸的是，我当时没有被卷入到“武斗”当中去，也因此和那时的同学都没有结下任何怨恨。我有些同学直到毕业以后很多年都不来往，互相有仇恨，就是因为忘不了当时“武斗”互相攻击的事情。有时候我还从中调和，劝他们说：“过去的事就算了。”他们说：“是啊，你当时没参加过‘武斗’，你也没得罪人，所有同学对你印象都非常好。”现在想来，这的确是我的一个优势，所以后来我和同学们都有联系，相处得也很好，这应该也是一种回报吧。
总的来讲，我觉得我的学生时期过得还算比较平顺的，也为我后来的经历打下了一些坚实的基础。现在我虽然算不上是非常成功的人士，但是也取得了小小的成绩，这些都和社会的影响、父母潜移默化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毕业后分配工作
积极要求下“三线”
我从上海返回北京之后，恰逢1967年底中央下发通知要“复课闹革命”，我们也返回学校重新开始学习。那时北京电力学校正式回到了正常的教学轨道上，低年级的学弟学妹们相继开学，我们也重新拾起了许久未动的课本。一年之后的1968年底，作为毕业班的我们就面临毕业分配的问题了。
那时，学校针对应届毕业生出台了相应的毕业方案。在总的分配原则上，还有两点要求，第一是坚持全国各地分配原则，第二是家庭出身好的学生，尤其是“红五类”（即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和下中农出身），尽量派往最艰苦、最偏远、最保密的地区和单位，也就是所谓的“三线”。能够去往“三线”工作，也代表国家对我们信任的一种表现。
当时我的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工作，北京的家中只有我和母亲两人生活，因此，我可以被当作是独生子女而受到照顾，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搞特殊，而是决定服从国家分配。在班上有两位我平时十分要好的同学，一位叫做周景荣，一位叫做向小石，我们三个人决定一起向学校“表红心”，积极申请去“三线”。这两位要好的同学出身也很不错，同学周景荣的父亲是供电局的工人，而向小石则是军人家庭出身，父母都是老革命，所以我们三个人都“根红苗正”，一致想要继承这种优良传统，积极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
于是在学校分配下，我们三个人全部被分配到河北涉县的150电厂，那里属于“三线”地区。因为在中国革命史上，涉县是老革命根据地，在战争年代诞生了很多革命英雄人物，之所以在这里建造一个电厂，是因为当时河北地区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但电力供应却明显不足，所以中央政府才决定建造这样一个具有后备性质的发电厂。按照电力专业术语来说，这叫做“联网”，如京津沪联网，即把北京、天津、河北和上海的电网全部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