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氯化氢气体和氢气。”一位同学回答道。
“好，那你请坐，我来问第二位同学。”
大家的答案真是五花八门，我一看时间快到了，马上点题。
“干燥的氯化氢气体经过锌粒时是不会产生氢气的，氯化氢气体溶于水才是盐酸。”
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那些听课老师也在思考，经过我点题后，那些老师也笑了。
然后我留作业，留完作业正好打下课铃。
最后，那些听课的老师都说：“你这节课上得好。”听到这句话，我心里踏实了，这意味着我的实习成绩一定是优秀。
在实习这段时间，我为自己在课堂上的语言是否精炼、准确，是否幽默，是否能抓住同学们的注意力等方面做了一个衡量，这为我之后的教学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是我第一次讲课，实习结束后，我们于1963年7月毕业。
红星公社收水稻担任劳动大队长
当时大学本科是最高学历，毕业后学校统一分配，分配后不允许跳槽。这是有严格规定的，如果毕业后不服从分配，要赔偿国家在你大学四年学习过程中的投资，并且给予相应的处分。实质上是在告诉学生，不服从分配是找不到工作的，所以我们也不敢有任何想法。
有一个比我们高两届的学生，他非常热爱音乐，喜欢唱歌。某个歌舞团同意接收他，但必须经过学校批准，他向学校申请，按照规定，他的情况并没有得到学校的允许。于是，他大闹了一番，不仅受到了学校的处分，也没能去歌舞团。在这件事情的影响下，我们不能有任何个人意见，只能听从分配，让上哪儿工作就上哪工作。
我们毕业时，一共有三个去向。其一是班上20人到红星公社德茂大队劳动实习，当初红星公社算是北京市非常好、非常有名的公社。我被分配到此并担任了劳动实习大队长。队里除了化学系的同学外，还有历史系的同学，他们系出一个人做劳动实习的书记，恰好这个书记是我中学的同学，我们关系非常好，到现在还是好朋友。
学校给剩下那部分同学中的少数人分配了工作，一般都是在远郊区县的中学和大学任教，也有几个同学留在本校任教。
有同学问我：“为什么没有你呢？”
我说：“这就甭想了，我的所有条件都不符合留校，怎么可能把我留下呢？”因为不可能，所以我也就没想。
最后一部分同学被送到昌平区进行比较分散的劳动实习，我们与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红星公社有排拐角型的房子，大家集中住宿，有固定劳动地点。
学校没有讲任何原因，就给学生提供这三个去向，并通知大家：从今年开始，每年都将有劳动实习。当时我们相信了，结果后来发现只有我们这届有劳动实习，往后各届都没有，当然就算大家有想法也是不敢说的。
实习期算正式工龄，劳动实习结束后开始正式分配工作，至于为什么会有劳动实习一年，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到了公社后，社员都说：“这些学生可能都是劳动改造的。”我们只当没听见。本来能被北京师范学院录取就是件莫名其妙的事情，毕业分配又赶上全国实行的唯一一年的毕业生实习，既然赶上了这个政策，就得服从学校的安排。
劳动实习一共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割水稻。我作为大队长主要负责组织大家劳动，每人每天有劳动定量，超过定量给奖励。这个时候仍是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所以我们就定了一个指标，超额完成指标奖几两馒头。大家几乎都能超产，所以我们队水稻割得很快，最后还成了割水稻的能手。
带学生下乡割水稻的小插曲
提及在红星公社收水稻的经历，我不禁联想到后来在人大附中任教时，也曾经带着学生去海淀区一个生产大队割过水稻，给我们带队的农民都没想到我们割水稻能这么厉害。
我们一队人走到稻田后，带队的农民问我们：“你们会割吗？”
我说：“我们还行。”
“咱比赛比赛？”
“行。”
正好我们同去的三个班主任都参加过1963年的劳动实习，我是那年实习的大队长，另一个是我们队的书记，还有一个老师。
“开始，你先割。”农民看着我们说。
“你是老手，你先开镰，我们在后头跟着，我看你能把我们落多远。”
于是，我们四个人一人一趟地，开始割水稻。他非常认真，干起活儿来累得满头大汗。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抬头往后看，以为割到这里就能把我们落下很远，结果我们三个人就站在他旁边的三趟地里等着他呢，我们割稻子的速度比他快，但是我们没有故意去超过他，割完一段就站那儿歇着。
割到头儿的时候，我们问：“咱们怎么着，还往回割吗？”
“不了不了。”他已经累得不行了。
我们在红星公社劳动实习的时候是真的练出来了，稻子割得快，捆得也快。所谓知识就是在实践中总结方法规律，这也再次证明了有文化是能够改变现有状况的。
“四清”运动加深学农感情
我们大概劳动了3个月就开始搞“四清”运动了。“四清”运动波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各大队都有。我们大队工作组只有两个人，原来还有一个印尼华侨，在大队以种玫瑰香葡萄为主。当初的种植很不科学，队里使用硫酸铵化肥令土壤严重板结。
我们去的时候，上级做出了一些严格规定，现在听来很有趣：“四清”运动期间不许跟当地人谈恋爱，不管你们结婚与否，都要说自己已婚，而且每个人都要说有俩孩子。
搞“四清”运动，主要就是与那里的大队长、小队长坐在一起开会，当然要谈阶级斗争，如“某某是地主，最近怎么样，老实不老实，有没有闹事？”
开会一般从晚饭后开到夜里12点，而第二天早晨要4点起床。我学会抽烟就是因为开会的时候大家坐到一起都在抽烟，他们看我太困了，就劝我：“朱队长，朱队长，抽一袋吧，抽一袋吧。”就这样，我后来也开始抽烟了。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按照上级要求传达精神，研究当地的“阶级斗争动向”，严把阶级斗争这一关。有时候也召集地主开会，地主们都耷拉着脸，他们看我的眼神令我很不舒服。
我整整参与了4个月的“四清”运动，在中间还搞了一个“四清”展览会，我帮忙画一些体现阶级斗争的画。当时我的工资是42块钱，还算可以，而且每个礼拜都可以回家探亲，也有个别同学在那儿偷偷摸摸搞对象，“四清”结束后才敢公开。
派 饭
搞“四清”时我们都要被派到贫农家吃饭，不管人家给做什么，规定每人每顿饭交3毛钱。派饭体现了我们和农民关系相处得非常融洽，能够打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