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老师到校时要先进行试讲，记得我试讲的时候，所有化学组的老师都来听课，这给了我很大的压力，但是我准备得很充分，讲了一会儿后，教研组长说：“可以了，可以了。”
我在讲台上开玩笑道：“怎么样？要不再来一段？”
“不用了，不用了，你的课没问题，你正式上课吧。”
我很庆幸自己能顺利地通过考验，因为有的新老师被要求“回去再准备准备”。甚至让新老师先为老教师批改作业，练写大字等等。有些同事在讲课过程中遇到了问题，我也很热心帮忙解答。新老师中有一个物理老师，有一次，他对我说：“我讲的这部分，我都不知道出什么题？”
“这还不容易，”我给他出主意，“你问学生们，看看学生生活知识怎么样？”当时有一种用自行车发电的电滚子，只要转动自行车脚踏板，连接在另一端的灯泡就能发光。“你就问学生，为什么电滚子只有一根导线能让灯亮起来？”
“为什么？”他也不知道原理。
“你都不知道那不麻烦了吗？自行车的车架子是铁的，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回路……”
就这样，我很顺利地度过了来校的第一年。可惜后来遇上“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我进一步提高，但这段时间与学校老师和同学的相处为我打下了坚实的人际关系基础，使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体验
“文化大革命”来势汹汹，给当时中国的各行各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它使教育界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众所周知，人大附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三所学校联合发起了红卫兵的运动，忽然之间学生不上课了，这令我们教师不知如何是好。
人大附中的老领导是“三八式”的老干部，一夜之间被打成走资派，主任等人也统统被打倒，被派到了第一“劳改队”参加改造。凡是能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罪名的教师全受到了冲击，无一例外。
人大附中历来以老教师多、党员多而闻名，我抱着崇敬的心情入校，准备接受这些老教师的辅导和这些党员的帮助，结果“文化大革命”却将他们打成了“黑五类”。在当时那个年代，想在人大附中任教就必须达到本科以上学历，而家里没有钱是读不了书的，所以多数老师的出身都不好。“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宁愿被归在“臭老九”里，也不愿意被归为“黑五类”。
学生基本上停课了，到处“煽风点火”，后来全部出去搞大串联。当时我处于一种迷失方向的状态，搞不清楚“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意义是什么。到了最后，这场“革命”甚至影响到了我对教育方向的理解，我究竟要把孩子们教育成什么样的人？是要文化，还是不要文化？出身好就是革命者，出身不好就不能参加革命？这些问题令我内心充满了疑惑。我出身不好也不敢问，只能老老实实地按照上级指示行事。任何不理解的任务，我都要“早请示、晚汇报”，面对面地向上级请教我应该怎么做。做完工作以后，我还要汇报工作做得怎么样。实际上“早请示、晚汇报”只是走形式，大家对这件事的概念都很模糊。
那时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现象是打电话之前要先说一句革命口号，比如“毛主席万岁，我找×××”，对方也得回一句革命口号，然后才能说具体的事情。去食堂、饭店吃饭，大家都得先说口号，然后再点菜。我认为这种形式主义的行为也没什么大碍，但是这种形式有可能将毛主席语录的意思曲解了。
当时我去石景山参观一个学校，中午吃饭的时候，看见当地一个很冲的工人在买饭。
“不要吃老本，我要米饭。”
卖饭的人问：“你要几两？”
“要立新功，八两。”
这样一来好像将毛主席的话变得很表面化，但身处这个时代也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买饭的时候也得先说一句口号。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和学校大多数出身不好的老师一同进入了第二劳改队参加劳动改造。学校操场上有很多砖，上午，我们把砖从操场的一边搬到另一边，下午，再把砖搬回原来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劳动改造。尽管老师们都有意见，但谁也不能说什么。
这时正好有一个职工来找我，说：“老朱，你是不是会写艺术字？”
其实我不怎么会写，为了尽快脱离劳改队，我说：“我会。”
“那好，你出来吧，帮助学校搞宣传，把毛主席的语录写成大标语。”
我看到人民大学写的那些艺术字不错，就尽量模仿着写。虽然我没系统地学过，但是后来我写的艺术字成了学校的样板，学校里所有的标语都是我写的。可能我有这方面的天分，我喜欢美术，也喜欢写艺术字，在大学时也练习过。
那时，我们都是在一块刷了红漆的铁板上写毛主席语录，以往方法是先用铅笔在铁板上描字廓，再拿白漆涂，在涂油漆的时候往往会有多余的油漆滴到轮廓外面，不干净也不好看。我则先用铅笔把字的轮廓写在白纸上，然后沿着轮廓将字刻下来，直接用浆糊粘到红铁板上。这样一来版面非常干净，白色特别均匀，红白相衬非常美观。遇到雨天和大风天也没问题，即使纸掉了，重新贴一张新的也很方便。楼顶上“毛泽东思想万岁”这类的大字，我就得将字写在钢板上，写得很大，然后用电焊机沿着笔迹将钢板切下来，再刷漆、上支架，挂在楼顶。这样的活很多，只要能按时完成就行，所以我不用加班抢进度，不必去第二劳改队接受监督劳动。
在这期间我经历过一次红卫兵的问讯。当时老师都集中到基地参加第二劳改队的改造，即使红卫兵要来找某位老师谈话，他也肯定要考虑一下后果，所以，实际上这是对老师的一种保护。
某次开会的间隙，一个女红卫兵向我迎面走来，她直接喊我“朱老师”，可见她已经从人大附中那里看过了我的档案，那时红卫兵只关心老师的出身以及是否受过党的处分，所以，这个女孩接下问我：“你什么出身？”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体验
我知道她早就了解了我的情况，于是，我老老实实跟她说：“我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但是我也有所保留，我没把“反动官僚”这4个字告诉她。
她又问我：“你划清界线了吗？”
“我划清了，你看我哪没划清？”
因为她找不出我的问题，所以她改问：“你家在哪？”
那会儿一问“你家在哪”就是要抄家了，我说：“我家你去不了。”
“我怎么去不了？”
“我家在台湾，相信你也看到过我的档案，你肯定知道我父亲逃到台湾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