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现在这个家呢？”她不甘心似地，继续追问。
“我现在这个家是‘红五类’，我妻子他们家的家庭成分是城市贫民，那是‘红五类’，所以你不能去。”
这个红卫兵女孩好不容易有了一次询问别人的权利，所以总想显示一下，但是她并没有从我这里得到她想要的答案，所以，她有些气急败坏，来了一句：“你崇洋媚外！”
我心平气和地说：“我不崇洋媚外，我哪里崇洋媚外你指出来。”
“你叫朱迪生，说明你崇拜爱迪生，这名字太直接了。”
谈话进行到这里，我发现我可以将她找我谈话的主题转移了，于是，我说：“你不知道这个‘朱’是什么意思吗？是红的意思，我想当个红色科学家，可惜没当成。”
“那也不行，那你也得改名儿。”现在她的目的已经不是要打垮我了，而是要让我改名字。
当初我们学校很多老师的名字都让红卫兵给改了，和我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名叫王永富，寓意永远富贵，结果让他们给改成了王永，把富字去掉了，后来再也没改过来。还有一位女老师名叫党民国，红卫兵说她这名字倒着念是国民党，也得改名，先是改成了党光明，后来红卫兵又不同意了，光明都让她给“挡”住了怎么行，最后改成了党劫，意思是为国家挡住坏人，直到现在这位女同志还叫党劫。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既然她非得给我改名，我就答应了：“行，既然你们愿意给我改那就改吧，你说我改成什么吧。”
她想了半天，说：“你叫朱太阳吧。”
这时候我该反守为攻了，于是，我说：“太阳是形容谁的，你知道吧？”
“我当然知道啊，只有毛主席才是红太阳呢。”
“把太阳这个词用在别人的身上，可是立场问题。”我也开始给她上纲上线。
她害怕了，“那不叫太阳了，叫什么呢？”又想了半天，她说：“以后再说吧。”调头走了，走出大约10米，她回过头来骂了我一句：“你真油。”
她一扭身碰见另一个老师，后来，把这位老师给打成了反动派。
事情刚过了两天，这个女孩的父亲被其他红卫兵打成了走资派，她瞬间就从“红五类”变成了“黑五类”。
所以“文化大革命”有可笑的一面，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看了姜昆和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相》，我觉得太生动了，他们说的那些事情我就亲身遇到过。
红卫兵经常在课上或者生活中找一些老师的问题，我们那里有一位一级教师，他文学水平非常高，当过人大代表。有一次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他说：“东风压倒西风，这不是毛主席创作出来的，这是《红楼梦》里的句子，现在也可以说是毛主席引用了这句话。”就这么一句话，红卫兵就给他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
在“文化大革命”时，不管事实究竟如何，只要有人否定毛主席，红卫兵直接将其打成反革命，有很多老师被批斗是因为他们说话时不谨慎。我就非常注意这一点。我在课上能利用矛盾论讲解化学反应的内因外因，化学试验中出现某些现象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头头是道，没有一丝漏洞。
人在特别紧张的情况下就容易说错话、写错字，我们劳改队就有一个教外语的老师，他在黑板上写大字的时候，将“万寿无疆”误写成了“无寿无疆”，因此写了好几篇检查。还有一个老师本来要贴“欢呼革委会成立”的大横幅，可是他把“欢”误写成了“吹”，只字之差，使句子由褒义变成了贬义，所幸的是他出身还不错，只做了一次检讨就不追究他责任了。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体验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犯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错误，就是也出现过一次口误。我喜欢文艺，所以学校工宣队让我组织一个小节目，节目的名字叫“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有些学生不好好排练，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我一下就把这句话说反了。工宣队的人就在旁边看着我们排练，肯定知道我这纯属口误，可他们认为即使是口误也不能原谅，我连着写了三份检查，很多老师都来为我做担保，这才将事情平息。
我就这么两个疵点，等于经历了两次“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我和我爱人不再生育。一方面是我爱人怀孕时妊娠反应非常厉害，她生第一胎的时候受了很多苦，我跟她商量了一下，做出了节育的决定；另一方面，当时中国人口就已经很多了，“文化大革命”一查就查三代，我不想将来我们的孩子也受到我当初受过的不公平待遇。
当初我爱人做节育的时候，大夫都反对：“你们家第一个孩子年纪还那么小，你现在就做节育，将来孩子要是出了问题怎么办？”
我爱人说：“我们商量好了，我们出不了问题，即使出问题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多数都有三四个孩子，就我家孩子是独生子女，其实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当初我工资才四十几块钱，我爱人二十几块钱，我们的家在城里，我在海淀区上班，她平时在昌平区上班，路太远，礼拜六才能回家。岳母在家帮我们照顾孩子，而且这时我还要给东北的家寄一些钱。工资要用在三个地方，开销很大。但是，我母亲不同意我们只要一个孩子，她说：“你看看你的兄弟姐妹都有两个孩子，怎么到你这儿就只要一个孩子？”
尽管如此，我和我爱人还是坚持了这个决定。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意识到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按理来说我这个正班主任比副班主任的责任大，但情况刚好相反，副班主任被冲击得很厉害。副班主任讲课比较程式化，学生不愿意听，他不从自身找问题，还经常掰粉笔头打学生，被粉笔头打一下也不疼，但是这个行为本身体现出了不尊重学生的态度。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学生有权批判教师，这位副班主任的所有问题在时代的镜头下被无限放大，冲击得相当厉害。
我认真讲课，与学生进行充分的互动，他们喜欢我的课，所以我在学生中很受欢迎，很多出身好的老师对我也很关照。学校又有很多资历深的老教师，我讲课再好也达不到资产阶级权威的程度，综合上述原因，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很小。
另外，“文化大革命”还暴露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劣根性——不团结。去美国参观教学时，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华人普遍比外国人聪明，这不但没帮华人赢得更多的尊重，反而惹来很多人的欺负。比如两个黑人在打架，被一个中国人看见了，好心劝架不成反被这两个黑人打了一顿。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即使外国人内部有矛盾也会先团结起来解决外部矛盾。“文化大革命”也显示出了这个问题，领导层不团结导致全国各行业处于瘫痪状态，有问题不从上级找，反而发动下级改正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上面有病，下面吃药”。中国传统教育中没有突出强调和谐团结的概念，但这毕竟是国家稳步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