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大串联成立战斗队
随着“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串联运动也逐步展开，这时期人大附中的学生几乎全出去搞串联了，我的几个党员好朋友也想搞串联，让我跟他们一块去，他们出身好可以保护我，于是，我们建立了“普通一兵战斗队”。
第一站是成都，虽然我们决定参加串联活动，但是我们的串联和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串联活动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主要是去各省参观，先去成都参观了杜甫草堂，从成都到重庆，又参观了渣滓洞，然后从重庆直接去最后一站广州看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我们这队人中有位历史老师，他特别想看与历史有关的东西，而我主要想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我发现南方女人特别能干，她们能背着孩子挑一两百斤的担子，光着脚在滚烫的马路上走或者到农田里给庄稼施肥。而当地的男人全在茶馆里吃早茶。男女分工和我们北方人相反，饮食习惯也不一样，语言更大相径庭。我们在饭店要了几碗馄饨，最后人家给我们端上桌的是另外一样小吃。
我的职业特性决定了我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面非常敏感，这件小事让我意识到在全国普及普通话的重要性。中国方言多样化且差异大，主要是因为过去农业经济自给自足、封闭造成的，各地彼此孤立排他，缺乏语言交流。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各地之间仍保持原来的状态是不利于国家发展的，无论从经济合作方面，还是文化交流方面，大家都应该用彼此能理解的语言进行沟通。为了改善当前现状，应从教育开始改革，全国推广普通话势在必行，但在当时那个年代实施这一举措的困难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总的来讲，这次大串联活动我还是有些收获的，“文化大革命”几乎令所有的行业都处于瘫痪状态，包括公安部，但我在南方并没有看到社会上出现非法、暴力活动，当时社会上最有权力的要数红卫兵了，如果马路上有人打架，只要红卫兵往那一站，问题马上得到解决。现在当我看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出现暴乱事件时，我感觉中国人的品质还是不错的，但仍需有良好的引导。
我们一共走了33天，往返各地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火车上人满为患，上下车只能爬窗户，车厢挤满了人，椅子、椅子背上、行李架上坐着人，椅子下面躺着人，过道上站的人更多，最大的问题是没法上厕所，厕所里竟然站了7个人。当时坐火车不花钱，仅一列火车的载客量就这么多，可想而知国家投入了多少钱。所以“文化大革命”对我国当时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必然是一种阻碍，可惜形势所迫，没人敢站出来说这句话。
学校复课
大串联结束后，国家领导也看到了学校复课的重要性，想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仍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们老师从复课的举措中看到了一丝希望。一方面学生们可以继续上课学习文化知识；另一方面，从个人利益来讲，我们又能发工资了，大串联时期学校停课，工资不能按时发放，教师维持生活比较艰难。现在这个阶段学校不做硬性规定，学生凭自己意愿返校上课，能否留住学生主要看老师的本领，除了丰富讲课内容让学生主动听课之外，没有其他办法。
我曾经教过一个班，刚上课，我走到班级门口发现很多学生正背着书包要往外走，班长正是红卫兵战斗队的队长。
这个学生看见我来，问：“您是老师吧？”
“嗯。”人大附中很大，有学生不认识教课老师也是正常的。
“您教什么的？”
“化学。”
“您就是教化学的？您教得好吗？”
“那我上上课，你们看吧。”
接着他问了我两个他认为与化学有关的问题，我告诉他问错了，他的问题不是关于化学的，而是其他学科的衍生问题，这个回答令他认为我的课还是值得听的，所以班长转身对同学说：“咱们下面上课，大家都回去，咱就不回家了，都回去坐下。”
我给他们做实验，化学实验会产生非常直观的现象，操作性强，并且需要互动，能极大地吸引学生注意力，尽管他们没保持安静，也没认真记笔记，但这堂课没有一个人先走。当我了解到这个班在其他课上的出勤率后，我发现唯独我的课是听课人数最多的。
复课不久，社会上又开始批判教师，这令老师尊严扫地。人大附中的学生多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家长都是大学教授、讲师，甚至有些是科学院的研究员，而且这些学生也喜欢读书，都想考大学，所以人大附中的学生从来不批判教师。为了响应上级领导，学生必须做出具体的批判教师的行为，老师只要自己写大字报批判自己。后来还出现过读书无用论，学生对上课有抵触情绪，那时老师的工作很难做。
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这个时期的运动相对之前的要平静得多，比如拉练。当时我校也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负责安排作息，召集大家集合。为了有效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编了一些小节目，包括样板戏，队里人才多，不仅样板戏唱得好，老百姓也喜欢，我弹曼陀铃给他们伴奏。这比徒步拉练的人更累，我们每次都要跑到队伍的最前面，像志愿军过鸭绿江似地做宣传，等队伍全走过去以后我们再跑到最前面弹琴演节目。
当地老百姓非常欢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只要我们正确引导，老百姓自然会支持。我们宣传队不仅在拉练中表演，有时还在海淀区多所学校参加各种演出。
拉练期间有一次突发事件。某天我在夜里两点吹号召集大家出发，走出去一段距离时，突然发现我们宣传队缺了6个女生，她们是一个宿舍的，我马上让另一位老师帮我带队先走，我回去找她们。
到宿舍门口一喊，原来她们还没睡醒呢，我告诉她们：“队伍都出发了，赶快起来。”女生总是比男生动作慢一些，等她们都收拾好了，我们也掉队了。半夜两点天还很黑，根本不知道大部队往哪个方向走了，我只能估计着走，路上遇到一位掉队的老师，我们8个人沿着延庆山里的小路走到早上9点终于碰见一个当地人，一听我们要去黑山寨，他马上说：“你们走反了，赶快往回走吧。”这7个小时算是白走了，等我们往回赶路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是第二天夜里12点了。
拉练时上级规定每个人要准备一斤到两斤的炒面用于备战，这次赶路正好用上。我把洗脸盆交给女生让她们给刷一下，然后盛满水搭在砖上，用干草点火烧水，由于条件简陋，锅里的面都煮糊了。
可吃饭的时候，6个女生都说：“这是我吃过最香的一顿饭了。”
我说：“那是因为又累又饿，你才觉得吃着最香。”
拉练虽然很累，吃住条件也很艰苦，但却是一次难得的磨练意志力的锻炼。
全校齐挖防空洞
20世纪70年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召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做好打一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在一片备战声中，全国上下开始日以继夜地大修防空洞。
那时信息来源和传播途径有限，国内多数人不了解国际形势，只能等待上级传达精神，而当时党员和群众有别，那时党员在政治上有优先权，一般群众是听不到党员开会的内容的，所以我们只能一起按照指示挖防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