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教育部直接领导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工农速成中学——“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它就是人大附中的前身。1952年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1955年起，学校开始招收普通高中班。1956年，在校学生一度包含了6种编制：工农速成中学班、普通高中班、师院预科班、中等师范班、人大预科班、工农干部文化补习班。同年7月根据教育部指示，移交北京市教育局，至1958年4月再度回归人民大学领导，此时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工农中学”，校内尚有各类工农学员，6种编制共处一校，盛况空前。1960年，学校已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学校开始招收初中生，从单一高级中学向初高中兼有的完全中学过渡。
而作为人大附中直属领导单位人民大学的校长，吴玉章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在人大会议上指明了人大附中办学方向，即要将人大附中办成一所全国一流甚至世界知名的中学。
在努力向此方面开展教学工作的我，也特别欣赏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提出的“科教兴国”国策，这对中国的发展尤为重要。这些年来，我国的高速发展不得不说是这个国策所取得的成果，“科教兴国”使我们教师感觉到了知识的力量，感觉到了国家的希望，更提高了我从事教育工作的信心。
改革开放后，中国教师的地位逐步提升，之前的“臭老九”变成了“香饽饽”，这种变化是我切身的感受。当初，我刚将自己的专业思想巩固住，没过多久又逢“文化大革命”时期到处宣传“读书无用论”，一下将我从事教育行业的决心打散了。那时我觉得很不公平，教师得求着学生念书，学生还骂教师是“臭老九”。“我不念书，就不念，臭老九，你再念书你还得挨骂”，这样的话当时有很多，我们要将自己知道的所有知识毫不保留地教给学生，学生不学，我们求着学生学，他们还说没用。
到了“科教兴国”政策的实施，让我们确实看到一些希望，这不仅为吸收优秀教师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长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在1995年11月2日参加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的时候，我谈到了这一点。
我说：“中国有一句老话‘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这话可以说明那个年代里教师的待遇之低，而随着我国实行‘科教兴国’的政策以后，会有非常优秀的学生自愿去当老师。”
现在也的确是这样，很多高材生愿意进学校当老师，各个中学几乎都有硕士、博士学位的老师，人大附中的老师有些还是博士后，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了教育行业现在已经具备了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有利条件。而我在教学方面的一些成绩，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科教兴国”国策提出以后才取得的。
校长应具备的素质
20世纪80年代以前，教育行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外行领导内行。人大附中的历任校长都是由人民大学指派的，这些人是抓政治的一把手，却对中学教育知之甚少，所以来学校工作后，掌握不了教学，也得不到老师和学生的信任。从这时起，教育界开始提倡专家治学，人民大学决定以后人大附中的校长不再由人民大学指派，而是由人大附中自己推选产生。
人大附中归属人民大学领导，所以在人大附中选校长的任务还是需要人民大学具体执行。1983年，人民大学的代表到人大附中来做了一次民意测验，利用课间，在全校老师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让学生填写“你最喜欢的班主任”、“你最喜欢哪位老师的课”的调查问卷。当他们测验结束，拿着问卷回去审核的时候，老师们才知道这件事情。调查结果反馈给人大附中当时的领导后，得知我是第一名，班主任的拥护率为99.7%，课程喜爱度为99.7%，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同年，我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人民大学领导为我将来当人大附中校长做的准备工作。
1984年2月，人民大学的校长、副校长、组织部负责人等等均来校找我谈话，但是我并不想当校长。第一，我喜欢教化学，喜欢当老师，而且我对教师工作做过探讨和实验，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可我从来没接触过领导工作。第二，让我从基层一下升到领导层，在短时间内我可能还不具备发展性的眼光，就好比让一个小报编辑马上当《人民日报》的总编一样，心里肯定有些恐惧，让我从老师直接升任校长，我会感觉很迷茫，不知所措。
但是人民大学的领导非常执着，居然连续给我做了8个月的思想工作，中间有一段时间，我的手严重脱皮，其实算不上什么大病，但为了躲避他们，我还是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住院50天。在这50天里，他们竟然来医院给我做工作，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让我当校长了。
可我也有自己的想法，我说：“我一下站那么高，我看不好，尤其人大附中这个规模，我要给做坏了，对不起前几任的领导和老师的付出。”
人民大学的负责人说：“没关系，你当校长以后遇到困难我们会帮你的。”当然，这个负责人也就是说说，他并不了解中学的情况，也帮不上忙。
人民大学的校长又说了：“你们都是党员，应该服从党的需要和分配。”
我说：“真对不起，我还不是党员。”
他很惊讶：“你还不是呢？那你很快就会是了。”
在我住院的后期，人民大学的校长让我写了入党申请书，他决定要发展我入党，这个时候我明白了，他们是非让我做人大附中的校长不可。
当时有很多老师对我说：“老朱，你不能当校长，你教书行，你当那个，我告诉你，一年你要损失好几台电冰箱。当了老师如果外校有课可以去上，挣一些教课费，另外本校还有课时费和补贴，你要当了那校长，这些钱都没了，那你的收入肯定要少。”
但是，既然领导同志都那么信任我，我还是接受这项工作吧，遇到什么困难再克服。
所以1984年，我任职人大附中副校长时提出了一个条件：我不离开教学。正校长主要抓外事，校内的教学归我管理，但我还要给学生上课，虽然很累，但是我觉得教师才是我的本职工作。
有人跟我见面后问我：“您是做什么的？”
“我是化学老师兼副校长。”
人家都奇怪：“你这怎么兼法？怎么化学老师兼校长？不是校长兼老师吗？”
“我的本职是老师，我永远是老师。”
1997年，人大附中历届领导合影，二排右四是朱迪生
记得我在纽约某电视台接受访问时，一位记者问道：“你是怎么经营人大附中这所学校的？”他用到“经营”这个字眼，因为中国的学校和美国的学校不一样，中国的学校规模比较大，一所中学具有的规模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国家，而学校的校长就相当于小国的总理，教学、活动、生活都是需要管理的。做了正校长以后确实辛苦，工作之余，我还给自己总结了做校长需要具备的条件。
第一，校长不是高高在上的人物，而是全校的勤务员，在为老师、为学生，以至为他们的家属服务。因为我刚当正校长的时候对职务管理工作还不太了解，所以保留原来学校各部门人员的职务不变，在分工上，以我的性格肯定是要担起较重的任务。学校一共三个校长，一正两副，分别管理行政、后勤、教务、政教等方面，两个副校长以前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我同意他们抓教学工作，一个抓初中教学，另一个抓高中教学，只要保证人大附中的成绩在北京市所有中学中排第一就行。教学经费由我来想办法，所以我负责抓后勤、行政、外事等工作，而且还要给学生上课，工作量极大，劳累程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