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代表团一共5个人，教委建筑司长和4个中学校长，到了东欧以后，发现他们面临的问题跟我们有些类似，学生都愿意当高等技术人才，中专中技学校招生困难，双方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交流。
东欧变化非常快，自从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以后，罗马尼亚的经济停滞不前，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纸币贬值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大使馆只给我们换了等值于100美金的罗马尼亚货币，我们的衣兜就全装满了，这让我想起我国解放前买油得用自行车驮着钱去的场景。那里没有工地和标志性建筑，地上随处可见大洞，为我们带队的人介绍说这个是罗马尼亚修的地铁入口，可是目前没有资金继续修建，也没有资金把地洞再填上。我们在晚上参观了罗马尼亚最大的齐奥塞斯库商场，里面零星几个柜台，商品并不多，商场内很多灯管都坏了。在我印象中罗马尼亚是比我们发达的国家，现在居然变得如此窘迫。我们真切感觉到了国家在政策上的导向对国家稳定发展起到的巨大作用。
此次代表团一共访问了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3个国家，除了进行教育方面的交流，还就一些政治问题交换了意见。如在当时保加利亚已经发现本土人数逐渐减少，少数民族人数日益增多，土耳其人和吉普赛人是主要的少数民族人口。该国负责接待访问团的人带我们参观了当地教堂，车刚停在教堂门口就被一群孩子给围住了，全是吉普赛孩子，听说自从他们懂事起就知道乞讨要钱。保加利亚提倡生育，可本地人口并未增长，反而是少数民族越生越多，照此态势进行下去，本地民族所占人口比例只会越来越小，最后该国取消了此政策。
考察台湾（1997年3月）
台湾是申请教学访问最难的一个地区，当时我们是以“民进中央叶圣陶研究会”的名义向台湾教育部门申请赴台访问的，向其询问申请资质时，对方告知我们需重新整理材料。经多次整理，在最后一次组织提交材料的时候仍然受阻，在我方几番努力之下，终于获得台方同意，使访问成行。
1997年，朱迪生访问台湾时在万扣中学门前留影
我去台湾考察有两个目的。第一，我想借此机会到那里寻找我父亲的下落。我询问了一些有关部门，但并未得到任何消息；第二，毕竟是叶圣陶研究会成员，当然要去看看台湾的教育。台湾重视高考，教育模式和我们如出一辙。在早期，好学生拼命学习是为了出国，有一部分人深造以后又回到台湾，工作的时候发现工作单位的老板竟然是原来班里学习最差的同学，从此，高材生毕业出国留学的比例在减少，反而一些成绩不理想的学生为了拿一张文凭而去留学。
我到台湾时正好碰见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李登辉的孙女考高中，报了台北女一中，结果没考上，李登辉去做学校的工作，但是台北女一中坚决不收成绩没过录取分数线的学生，最后，李登辉只得将孙女送到美国学习。台湾升学竞争激烈，学生也要上补习班而且补习压力非常大。台湾学校的教学条件没有我们好，教室拥挤，一个学校当两个用。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台湾有专门的男校和女校，形式上是将男女生分开了，实际上并没有分开。我们刚到台北女一中正好赶上放学，校门口有很多男生在等女朋友。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要特别关注他们心理的变化，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第二件事是达赖喇嘛访问台湾。
第三件事很恐怖，当年台湾的口蹄疫疫情严重。只要牲畜感染了口蹄疫就直接杀掉，埋在土里，后来染病牲畜越来越多，台湾当局动用部队将猪直接填埋。台湾百姓得知情况又提出抗议，“污染了土地，污染了水源怎么办？”当时老百姓看见卖猪肉的都绕道走。台湾非常小，只要有疫情几乎全岛都处于戒备状态，当时连动物园都停止开放了。
访问东南亚（1993年7月）、日本（1996年8月）
1993年，中小学部分校长同新加坡某学校校长合影于新加坡，右一是朱迪生
去东南亚既有旅游的成分，也有考察的成分，我们很赞同新加坡就近入学的政策。
各地有各地的特色方式，日本的教育既保留了东方式的特点，高考压力很大，课程紧张，下课后学生们都背着书包去补习，同时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学生自由化程度高，是明显的东西方混合教育模式。
在日本访问的时候日方教师和我们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学理工的学生现在越来越少？学文科的越来越多？我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是现在我们中国学理工的比学文科的多一些，将来学文科的可能也会增加，因为很多地方文理互相渗透，现在的很多行业也确实是这样，所以这是一种发展趋势。”
日本很重视体育教育，每个小学都有游泳池，他们国家的地理面积很小，但是足球场比我国的还多。我们学校的足球队到日本千叶县时受到很多球队的邀约，每个球队都有自己的场地，全部采用人造草坪。目前日本的足球水平比我国略高一筹正是因为他们在体育方面的认识比我们高出很多。
寻找父亲插曲
在将要到日本访问的时候，我已得知了父亲在日本的消息，但是不清楚父亲是否健在。通信突然中断，我们再也没有了联系。从千叶县路过父亲所在的城市，我坐特快火车当天晚上到达，按照地址找到了他的住所，是一幢三层小楼。我在楼下敲门，过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人应答，对面街坊看见我，他站在窗外用日语帮我喊，然后三楼的灯亮了，父亲的第三个妻子打开了窗户，她并不认识我，那个街坊接着用日语跟她讲话，虽然我不懂日语，但是与我同去的另外两个人有会日语的，大概意思是：“你们家来人了，这三个小伙子。”她没说什么，又把窗户关上了，过了一会儿，灯也灭了。
我想她可能是害怕了，但是我特意从中国来日本看望他们，得到的却是她这个态度，我很难接受。我去了当地的派出所询问，他们说我父亲是基督教传教士，在当地有一定的名气，好像已经去世了，最后他们帮我找来了父亲生前的朋友，都是年纪很大的老人，他们说：“你父亲两年前就去世了。因为他是中国人，我们日本人跟中国人交往不是太多。”
我非常想去父亲家看看，就问当地警察：“你能不能以派出所的名义跟我去一次我父亲家？”
他说：“这在我们法律上是行不通的，不像她犯法了，我可以去抓她。”
最后，他给我出个主意：“这样吧，因为楼下是她开的一个小饭店，一碗面条3千日元，明天她肯定会开门。”
于是，我们等到了第二天，可是她根本没有开门。她这么害怕见到我是因为在日本的法律中有明确规定，如果父亲去世时没有留下遗嘱，那么他所有的财产全部归长子（也就是我哥哥）所有。
我一赌气去了名古屋，同时给她写了一封信，我说：“你们这点东西我看不上，也不会要你们任何东西，我这次来就是想找回一点亲情，他不仅是你儿子大卫和你女儿玛丽的父亲，他也是我的父亲……”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跟她们提起过父亲。
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太大了，父亲去世了，不让我到家里看看，也不告诉我父亲的墓地在哪里，到现在为止，我只有一张父亲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