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2我所亲身感受到的美国创新式教育
第三，美国教育强调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非常重视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参加学校中各种小组活动。有的学习制作机器人，有的学做洗涤液，有的学习乐器，有的演练竞选总统的施政演说，有的参加超市售货服务等等。课堂上，各种实验课都要求学生自己观察、自己动手、自己写报告。所谓动手能力是将所设想的理念变为现实的过程，说到底是一个执行能力的训练，非常重要。即使像数学这门最抽象的学科，教师也让同学们开动脑筋制作展板，进行评比。我看到，在营养课中谈到各种营养素的作用和意义，为了验证食物在烹饪过程中营养素的丢失，学生们亲自到厨房做菜并对其营养成分含量进行检测。通过实验使学生们既锻炼了动手能力又加深了对合理膳食重要性的理解。实验是科学之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今，美国之所以能够处于世界科技领先地位，与国家教育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大力投入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密切相关。
第四，美国教育摒弃师道尊严，倡导教学相长。重视教学相长是美国教育发达的根本，在学生眼里老师是个大朋友、孩子头。无论在课上或课下都没有师生沟壑，也没有尊卑之分。不像东方传统理念那种“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恩师教诲弟子谨记”，学生见了老师两手垂肩，毕恭毕敬。美国学生见了老师不需行礼，只是像对待朋友一样打招呼，老师在学生面前也不摆架子以显示师道尊严。课堂里常常是学生在演说，老师在提问，辩论的气氛很浓，师生关系非常融洽。有一次正在上课，突然有人用小车推进一个大蛋糕，随后响起祝贺生日快乐的乐曲，然后大家围上来为一位同学祝贺生日，令人感到非常亲切自然。为使学生能够体会病人的感受，医学生常常采访病人，和病人交朋友。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学生腿上缠着绷带，坐着轮椅，艰难地在校园里移动……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在体验骨折病人的感受。他必须要在轮椅上度过一周，同学们也要像帮助骨折病人一样帮助他。学生对待知名的教授是尊敬的，但也是平等的。美国青年学者在学术权威面前，除了应有的佩服尊重之外并不唯唯诺诺，而权威也并不是学阀。
美国政府对以大学为主体的基础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助，但并不干预。大学与产业联盟形成美国独特的科技制度创新，硅谷就是这一制度的产物。众所周知，美国的科技是世界一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人数也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究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应归功于美国的创新式教育，正是由于美国的创新式教育，使美国人才辈出。目前，创新是美国国家的既定方针，国家千方百计鼓励创新见解的实施。创新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全国教育和科研机构努力追求的目标。
我们今天的教育处处讲求统一的模式，统一教材、统一教学方式、统一试题、统一答案。原因何在？因为统一的目标是高考。我们的教育名副其实的是应试教育。试想，如果青年学子都按统一的思路去想问题，那么科学还怎么进步呢？
党的十七大提出继续解放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的科学内涵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大胆吸收并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和先进方法，创造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教育体制，从而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富有生机和活力。
（发表在《笔会六十年》2011年6月）
附录3幸运与我伴行
幸运与我伴行
迷惘与成长
1956年，响应“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我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当时我的心情是兴奋、激动，但同时又有点忐忑不安。怀里揣着一张烙饼就奔向了向往已久而又陌生的北京。心想，我是个农民的孩子，命运本应该把我留在家里修理地球，而今却从天上掉下了馅饼让我一步登天，此乃天意！我一定要珍惜这一机会，努力学习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
浓厚的求知欲与专心地学习，使我成为班里的全5分学生。然而平静的学习环境很快就被整风、反右、“拔白旗”、批“白专”、劳动锻炼、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所冲击。亲眼看到我所崇拜的国内外知名教授被批判得无地自容，说他们是草包、白痴，分不清小麦和韭菜等。从此我的思想开始迷惘，不断地问自己，我到底要做个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
1961年毕业后，我留在大学里任教，使许多人羡慕。他们认为留校就是进入了培育国家栋梁之才的神圣殿堂；就是获得了攀登科学高峰，施展才华的难得机遇；就是走上了一条梦寐以求的成名成家的必经之路。总而言之，能够留在本校任教就是我天大的福分了。但是，在我的心里却始终高兴不起来，工作劲头也不足，思想上依然迷惘。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我又结婚生子，住在一间小平房里，屋里生着火炉，火上蒸着窝头……
1963年孩子刚出满月，得知沈阳军区通过总政治部选调医务骨干充实军队的消息，我的心潮立刻澎湃了起来，决心走一条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路。爸爸来送我，流了泪，并说哪里也不如天津、北京。朋友们说我傻，不识抬举，放着成名道路不走，并断言我一定会后悔的。我却义无反顾地携妻带子投入解放军的行列之中。作为解放军的一员，我感到光荣和自豪；作为一名新兵，对部队的环境我感到新奇和兴奋；作为年轻的军医和教官，我感到任重而道远。总之，在部队中我得到了锻炼和提高。16年的军旅生涯使我养成了吃饭快、走路快和办事快的“三快”习惯；培养了不怕困难和知难而上、勇于进取的工作作风；锻炼了在工作过程中，始终保持旺盛的干劲与乐观主义精神；理解了在与同事的交往中，始终要遵循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处事原则。在部队中的收获是多样的，这段经历是促使我成长与成熟的重要阶段。
回归与收获
1978年3月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议表彰了有贡献的科学家。这使我深刻地感到，久违多年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我原本平静的心又激荡了起来，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做出了要求转业的决定。从提出要求到获得批准是一个艰难的历程。我时年40岁，名牌大学出身，思想积极，业务强，身体好，在部队也是骨干，况且科学的春天也同样吹到了部队。可想而知“放”是艰难的，“走”是难以实现的，各方面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为此朋友说，别人千方百计在保军装，你却哭着喊着要脱军装，真傻。
1978年年底我终于和夫人携儿女回到了北京，到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工作。两年后我开始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从此则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多产作者。1986年和1995年两次赴美国深造。在国外的几年时间又使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在国外的学习与生活中，我深刻认识到作为一名中国学者在国外生活必须要具备“四气”才算合格。这就是生活中要有勇气，包括勇于交谈、勇于交往、敢于尝试等；处世为人要有骨气，包括讲原则、讲大局、不卑不亢有气节等；学术交流要有正气，包括是非分明、既谦虚谨慎又不阿谀奉承等；学习目的要有志气，包括学为我所用、要有新思路、要有创新理念、要有排除诱惑回国服务的决心等。在美期间，我被美国病理学家学院吸收为国际成员（FCAP）。曾获得美国大学友好合作奖，受到大学校长的接见，并荣幸地受到美国前总统卡特的集体接见。回国后，我先后获得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两项卫生部科学基金资助，并取得了相应科学成果。在医学核心杂志发表论文一百二十余篇，主编医学专著5部，参编医学专著16部。培养了多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几年来获得北京大学医学部科技成果奖两项，北京市政府科技进步奖一项，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三项，国家教育委员会科技进步奖一项，国家科委科技进步奖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