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地震前的宁河县芦台第一中学具有特色的八角形图书馆
教我物理和数学的陈学沂老师，给我的印象深刻。他是我的班主任。当时他家住在我们教室的对面，我们有时到他家里玩。师母美丽而文静，儿女活泼可爱。2004年他患前列腺癌住院，我曾到医院探望，交谈往事感慨万分。师生别后48年，却在病室中重见，面对恩师已到癌症晚期，转北京治疗的机会已经丧失。当时我内心中有喜、有忧、有悲，更有无奈。这些情感交织在一起，心情十分复杂。见恩师谈笑自如，心情平静，师母健康，儿女成才，我心稍感欣慰。
另一位教我化学的曹岳鹏老师。他讲的课深入浅出，理论与实验紧密结合，使学生易于理解和记忆。因此，我对化学特别感兴趣，学习的成绩也最好。在高考中我的化学成绩在各科中最高。后来曹老师定居北京，曾到北大医院查体并顺路造访我的办公室，怎奈我恰恰不在而错过会面机会。之后我们在电话里交谈了几次。
印象最深的是教我政治课的李天才老师。李老师讲课深入浅出，逻辑性强，受学生一致好评。他讲的事物两面性的特征，使我在长期生活工作实践中受益匪浅。李老师的夫人费淑琴老师，是宁河县和学校的颇有名气的社会活动家，是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为学校90年（1913—2003年）校庆组织历年校友参与校庆活动，费尽心血，受到校友尊敬。我是2004年受邀返校时才认识费老师的。她那待人热情、诚恳、周到，性格开朗、坦率、亲切，特别是她那惊人的记忆力令我尊敬和钦佩。
芦台一中政治特级教师李天才和夫人（一中教师费淑琴老师）
我于2004年3月应张锡民校长、王俊光副校长和李天才老师、费淑琴老师的邀请，重访芦台中学，为在校学生作了题为“勤奋学习，立志成才”的素质教育报告，历时2个多小时。第二天在李、费二位老师的陪同下参观了校园、教学楼、图书馆等。以今日之面貌，追思往昔之痕迹，使我思绪万千。一排排的教室、宏伟的科学馆、高高的水塔以及最具特色的八角形的图书馆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被全部夷为平地。记忆中的校园已经荡然无存。
1953年入学时的校舍3636平方米，后增至7043平方米。震后，学校进行了大规模重建和改造。如今，教室全部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理化试验楼仪器设备达到国家标准；图书馆楼内设备齐全、藏书丰富；体育馆和体育场达到国内中学一流水平。如今我的母校真是旧貌完全换了新颜：高楼耸立，校容一新，教学设备完善，成为天津市首批示范学校。
2004年芦台一中
宁河县芦台第一中学（1953—1956年）
2004年与芦台中学领导和老师合影（右二是校长张锡民、右五是我）
学医是我的理想
每逢学校放假回到家，我放下行李就下地干活，尽力多帮父亲干点农活。记得那是在高一暑假期间。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地里干活，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将来我要做什么？是在这里继续修理地球呢，还是上大学？”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当时，突然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笼罩着我，经过思考我下定了决心：“我一定要上大学！”
我曾经对着空旷的田野大喊：“我一定要上大学！”接着在我的头脑中，又一个问题不断地翻腾着：“我有什么本事上大学？”那时，上大学有优先照顾的条件，烈士子女要照顾，少数民族要照顾，军人的子女要照顾，我记得一共是五条。对照自己的条件没有一条是沾边的，怎么办？只有比别人多考几分。那时候才觉得自己真的长大了，真正懂事了。以前觉得父母亲不容易，家里不容易，供我上学不容易，我一定要好好念书，好好学习，但目标却似乎不那么清晰，此时如梦方醒。
想通了这个问题之后，马上开始全面复习。晚上家里没有电灯，只有小煤油灯，尤其是点上小煤油灯后蚊子特别多。即使如此，我仍坚持每天晚上复习功课。整个暑假下来，将初中的课全部复习一遍，到开学的时候，基础知识就已经打得很牢了。
在准备高考时，我收集了历届高考的试题，还有苏联十年一贯制教育的参考试题，不断地进行演练，做了大量的试题。
高考之前，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非常紧凑。起床之后如何锻炼身体，以便顺利通过体检。早饭后坚持读报和学习时事，为考政治做准备。为防感冒，我一直穿着长袖衣服。可以说为顺利参加高考，做了全方位的准备。报志愿要报5个志愿、15所学校，每个志愿可以报3所学校。当时我一心要上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
我第一志愿医疗系、第二志愿儿科系、第三志愿口腔系、第四志愿药学系、第五志愿卫生系。一共就这5个系，我全报了，但学校就这一个学校。结果第一志愿，被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录取了。
录取通知书中附有学生会和团委会发来的一封欢迎信：“热烈欢迎夏同礼同学，到中国的心脏北京来和我们一起学习！”读后我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村里人也都来向我祝贺。为此我家吃了一顿炸酱面，来庆贺我考上北医。对于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能够考到祖国的心脏——首都来读书，打心眼里感到荣幸。那封热情洋溢的欢迎信我一直保留着。
从农村到首都报到
北医是1956年的9月1日开学，学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因此学校安排8月1日到9月1日为报到期。我是8月二十几号，背着一个行李卷，穿着挽（miǎn）裆裤，留着农村人特有的发型……我至今仍然记得自己当时比较土的造型。记得当时自己内心的想法是：我的目标实现了！我今后一定要努力学习，将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感觉之前从未有过。
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学校要求当地政府为学生开据家庭经济收入的证明。我从村里开的证明写道：“夏同礼家今年夏收，全家收入小麦150斤。”全家六口人收入150斤小麦（不是150斤面粉），可想而知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相当困难。父亲卖了30斤小麦，让我带上去北京报到。记得当年乘火车去北京的时候，家里给我烙了一张白面饼带在路上吃。到北京下了火车，一眼就看到北医新生接站的大客车，一直把我们送到北医校部，分配好了住房，每人发一张饭卡。
第二天，我拿着饭卡去食堂吃早餐，有馒头、花卷、粥，还有海蜇丝咸菜；午餐有几个肉菜任选一个。那时心想：伙食太好了！我要是8月1日就来报到多好啊，可以多吃几天。而从家里带来的那张饼就没有机会吃了，因为哪顿饭都比这饼好吃。夏天天气热，饼馊了，我很不情愿地把它扔掉了。我和城市里的学生不一样，城市的学生有个别人吃包子，把馅儿吃了，却把皮儿扔掉了。我当时非常看不惯，我觉得不吃皮那叫吃包子吗？因为我来自农村，我知道麦粒是怎样种在地里，又怎样变成白面的。我打心眼里感觉上大学真好！
北京医学院（1956—1961年）
当时我的经济状况非常窘迫，上课了我却没有钱买讲义。我找到学校基础部的孙老师，她一个电话就帮我解决了讲义的问题。夏天的时候我只有那一件衣服，学生科的老师让我写个申请，到学校的商店领了一身衣服。学校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令我非常感动，我也时刻铭记于心。我深深地感受到国家对我的深切关怀。从那时候起，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以此来报答国家对自己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