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1956年的北京医学院的模样，有生理楼、解剖楼、生化楼，卫生楼，以后又建了病理楼，里面都是阶梯教室、实验室。学生宿舍是三层楼房，我们男生住的是二号楼，女生住七号楼。在解剖楼里，我第一次看到尸体时非常害怕。尸体房里有各种尸体标本，比如人体的各个器官在玻璃罩子里挂着，可以看到血管、神经、肌肉等等，这一切都使我兴奋不已。
医学院的曲正书记是个老革命，在开学典礼上给我们新生作报告。他对新生讲了许多大学的特点，比如大学和中学不一样，老师不会像中学那样管束学生，平时自己要看参考书等等。
开课以后，我个人的学习动力很强，第一年所有考试的课程全是5分。我下决心一定要很出色地完成学业。
我的助学金是每月16元5角（甲等助学金），除了饭费12元5角外，还剩4块钱。这4元钱买牙膏、肥皂等日常用品。我不再向家里要一分钱了，生活上可以独立了。
我在学习上更重视自学了，比如老师有时候在课堂上提到的参考书，我就会到图书馆去借阅。通过了解一个问题在讲义上是怎么写的，参考书是怎么说的，进而思考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怎么综合起来。学习就是把各门功课融会贯通，而不是割裂开来，这是我最大的学习体会。
我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严格，学习的自觉性比较高，在学习方法上善于把各门课程联系起来，能把不同课程的内容综合到一起。比如要考生理了，我总要带着生化的书、解剖的书，看看生理的一些问题跟生化有什么联系，和解剖有什么联系。这样综合地学习使我尝到了甜头。后来我把这种学习方法称为“三维学习法”并从中获得“立体知识”。
大学期间思想的变化
1956年，每天从宿舍、教室、实验室，三点一线周而复始，生活很有规律，学习紧张而愉快。各门课程学得扎实，成绩也很令人满意。
1957年学校停课进行“整风反右”。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党提意见，比如某老师讲的内容太多，学生负担过重啦；自行车棚漏雨，应该修理啦等等。各小组进行写大字报比赛。同学们生怕落后，大家走出宿舍看那满楼道、满院墙、满马路的大字报，然后照抄几份凑数。在这种形势下，我的态度是消极的，行动是被动的。只是觉得党和国家对我如此厚爱，我没有什么意见可提。心里觉得不应该停课搞运动，认为学生应该多学知识，将来才能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但是，当时的口号是“过一个共产主义暑假”，既然如此，只好放下书本和大家一起参加运动。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都贴了好多大字报，全国运动就发动起来了。学校鼓励学生去清华、北大看大字报。我一次也没去，原因是我不愿意花车钱。
突然间风向转了，转成“反右”了。说是“引蛇出洞”，是“阳谋”，敌人暴露了。于是抓出几个学生来，叫他们作检查。有些言论对错难辨、真假难分。比如有一个同学是这样被打成“右派”的：问全世界社会主义为什么胜利？报纸上说是因为莫斯科放了两颗“卫星”，即一个是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另一个是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而这位同学却说：“社会主义胜利不在于放卫星，而在于人心所向。因为全世界人民的心都向着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才胜利的。”这个同学说的和报纸不一样就要批判他，越批判他越争辩，最后被打成“右派”了。现在回过头来反思，这个同学的观点是正确的。只是放了颗卫星，通过个宣言，若没有人心所向，就能胜利吗？
还有一个女同学受到了批判，后来得了精神病。那是“反右”后期，中央对右派的处理原则是“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她事先得知中央这一精神，于是就用这个观点和同学辩论。同学们说：“对右派分子不能再继续培养！要开除！这些‘右派’一律开除！”她却说：“咱们批判可以，但是有些同学还应该跟着班学习。少数实在不能跟班学习的，可以劳动改造一段时间后再上学。对右派分子的组织处理要从宽。”但中央精神没传达到基层之前，群众哪知道呀！
“反右”时期还好些，没有几个教授当“右派”。接着就是“拔白旗”，当时思想教育是要在人的头脑里面插旗，就是插社会主义的红旗。应该把人的思想里的资本主义的白旗拔掉，再插上社会主义的红旗。运动的名称就叫“拔白旗”。谁脑子里有白旗？那些专家教授脑子里有白旗。对象就是那些留学回国的、全国知名的教授。如何“拔白旗”？就是让同事和学生揭发他，大家批判斗争他，越有名的专家越要斗。这件事对我的震动很大，我本来是想将来要像他们那样在医学领域里富有成就，看到他们的处境不免有些担心，心想将来如果真的成为他们那样，我不就也倒霉了嘛！我不能像他们那样最后挨批斗呀，所以那段时间的学习劲头就下来了。
大学毕业时的分配方案公布出来，我们大多数同学都留在北京。当时同学们都兴奋不已。晚上我们从北大医院到天安门广场去散步，互相问：“你是哪里人？”“北京人啊！你呢？”“我也是北京人！”大家心情激动，心潮澎湃！
我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考研究生，本来是10月5日考试的，但是9月30日我得了阑尾炎，穿孔了，需要住院开刀。正好过“十一”的时候开刀，因此我就没能参加考试。只好由高教部重新分配。部里的领导说我是高材生，全国的学校或医院让我随便挑，但我还是想着回北医，最后就留校了。
在北医基础部工作期间，常常有个问题困扰着我。一种是现实的，即我是个大学教师，应该努力学习，充实自己的学识，沿着正常发展规律去努力，成为一个多年来向往的专家教授；另一方面“拔白旗”的情景不断在脑中闪现，担忧重蹈覆辙。
2001年北京大学90年校庆，毕业40年后部分同学留影（后排左一是夏同礼）
求学对人生的影响
谈到求学对人生的影响，我想首先是知识的力量。只有多学知识才能指导自己如何做事情。知识使我的自身素质一步一步地提高，进而影响了我的追求和人生的质量。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基础。
整个求学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自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家长的教育、社会的教育都起了作用，但最终要靠自己的努力。
我觉得在我的求学生涯中，压力很重要，有压力才有动力。铁人王进喜曾经说过：“人无压力轻飘飘”。我觉得考大学就是压力，也是动力。所以有压力能使人有明确的追求目标，这对青年人来说是很重要的。青年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有了目标再坚定不移地去追求这个目标，这就是求学带给我的人生思考。
入伍前后
1963年，由于受到时代的影响，我选择了参军，开始在军营这个大学校里历练自己。16年的军旅生涯中，我经历了“文革”的难忘岁月，磨练了自己的身体和意志，与众多战友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更重要的是我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医学道路，不曾停歇与放弃。
经过“反右”，知识分子已经被明确归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属于团结、教育、利用、改造的对象。那时候我总是不能够踏踏实实地工作和学习。不明白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学校中读书，却成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当时，提倡知识分子要与工农兵相结合，1963年沈阳军区政治部，通过总政治部来北医调医学方面的技术骨干。北医人事处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意到部队工作。我与部队的首长见了面，并进行了交谈。后来了解到，这次还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湖南医学院等院校选调了一大批医务人员，充实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