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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焕之光--孙焕令回忆录 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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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摄于洛阳步兵学校

1956年1月,洛阳步校派我到南京解放军政治师范学校学习中共党史,为期10个月。政治师范学校,顾名思义,就是培养部队政治教员的地方。我之前在第八步兵学校的时候曾给学员们上过政治常识课,讲完后学员都鼓掌,骄傲地说:“我们指导员讲课比教员讲得好多了。”正是有这样的基础,此次学校才派我前去学习,并表示学成后让我回校担任教研室的主任教员。

在这10个月的学习中,我主要学习了中共党史,其次还有哲学和部分军事课内容,让我受益匪浅。

 

1956年,在南京解放军政治师范学校学习时留影

前往军事最高学府

1956年12月,我结束了在南京解放军政治师范学校的学习,但因为此时我和妻子董林已经结婚,并不太想回洛阳。正巧当时组织上允许学员学成后自主选择是否返回原单位,我提出来后组织上另外安排人去了洛阳步兵学校。

至于我的去向,鉴于我在南京解放军政治师范学校学习期间一直表现优异,还担任区队长,在工作上与班主任(类似队长)联系较多,深受他的喜爱和器重。得知我不回洛阳就职之后,班主任主动为我安排,让我前往军队最高学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即南京军事学院)工作。我对此感到很惊喜,因为在这次为期10个月的学习期间,学校也曾邀请南京军事学院教中共党史的教授给我们讲课,水平很高。我至今都记得,之前师范学校的教员给我们讲“工农武装割据”,讲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而军事学院的教授只一句话就让我听明白了——“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以根据地为依托的红军革命根据地”,这个定义我至今仍倒背如流,通俗易懂,直击重点。能够前往南京军事学院任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

来到南京军事学院后,我在中共党史教授会(源于前苏联的一种管理授课教授的组织)特种兵系教学小组当教员。我参加过对炮兵系、装甲兵系、海军系、空军系学员的辅导,解答学员疑问时通俗易懂,深受学员喜爱,甚至还有人写表扬信送到教授会,让我很受鼓舞,但我在这里工作的时间并不长。

1958年,南京军事学院下的各系拆分单建——基本情报系留在南京,还叫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迁到北京红山口,改名高等军事学院;炮兵系迁到张家口宣化,改成炮兵学院;装甲兵系到了大同,改成装甲兵学院……我们教授会的这些教员被分配到各个地方,征求我意见时,我表示愿意前往位于北京的空军学院。选择此处只是觉得北京作为首都,研究单位多,条件也比较好,有利于我再学习和提高自身水平。我的申请经由教授会批准。

空军学院,新的梦想之地

南京军事学院解散,主动申请前往首都北京,空军学院是我新的梦想之地。

没有空军实践经验的我,为了深入了解部队情况,经教研室领导决定,我和其他教员一起到南昌向塘机场体验生活,在最寒冷的2月里,住在没有供暖设备的屋子里,每天坚持同机务人员一起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学习。3月初,临时接到学校命令,返回北京到政治学院深造,3年的系统学习让我的理论修养提高一大步。

“四清运动”中前往三门峡搞调查,在只有7户人家的穷村子里和百姓同吃同住。“文革”风暴打得所有人措手不及,派系斗争中两次沉浮,最终被下放“五七干校”,一去近4载。下放过程中,我体验到了从没有经历过的高强度劳动,感受了妻子儿女的无奈与艰辛,更有对这段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政治风暴的茫然与无措。

当有一天我再次回到了思念的首都北京,经受了历练的我在自己的岗位上鞠躬尽瘁,而这最后10年的工作经历也给我的部队生涯画上了完美句号,留下了深刻、美好的人生回忆。

1958年,我被分到刚成立的空军学院(今空军指挥学院)。当时学校的政治教研室有两个——一个是政治工作教研室,另一个是政治理论教研室。我在政治工作教研室教中共党史。

在南京军事学院时,我教的是特种兵系,对空军稍有接触,此次来到空军学院,只不过是把原来南京军事学院特种兵系教学内容中的空军部分单分出来进行教学。这些学员大多已经学成,我只需适当对学员进行辅导即可,因此工作方面倒还得心应手,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更让我高兴的是,1959年,妻子因为我的缘故而调动到北京,在中国民航设计处资料室工作,夫妻团聚,生活更加美满。

1960年年底,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部队实际情况,我来到南昌向塘机场,到航空兵24师71团机务大队体验生活。我临时挂职副政委,和我同去的还有四五名同事。

我们所去部队的位置在山上,条件非常艰苦。到部队时正好是寒冬腊月,屋子里没有取暖设备,晚上睡觉时我们把被子、棉袄棉裤都盖在上面,好让自己觉得温暖一些。吃的倒还可以,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在北京已经开始发生浮肿,反而下放到部队后生活还得到了改善。到部队后我们跟着吃地勤灶,饿极了的时候我一顿能吃十几个馒头,吃饱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只不过鱼、肉之类的较少。

在向塘机场体验生活期间,地勤人员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要到机场去维护飞机,我们也跟着去,现场了解与飞机有关的业务——看机械师摆弄发动机、特设师检查仪表、军械师维护飞机上的枪炮、无线电师测试无线电……虽然时间不长,不能系统地学习,但通过此行我还是了解了不少东西,对我的教学也很有帮助。

提升理论水平,应用工作中

1961年3月,我接到空军学院的命令,让我火速回京,其他人则留在机场继续体验生活。回京后,学校领导告诉我决定派我到政治学院学习,为期3年。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升迁机会。在学习之前,我是空军学院的正营职教员,大尉军衔。政治学院学习期间,我被提为正团级,少校军衔。

在政治学院学习的3年间,我没有授课任务,可以专心学习。而且学校是寄宿制,我只有周末才能回家看望妻儿。

学习期间,我们每天不是听教员讲课,就是看书、讨论。当然也有其他一些特殊活动,如请陈毅这样的老首长为我们作外交工作的报告,请国家体委的人教我们练太极拳、太极剑,请国家乒乓球队进行表演赛。1964年春,结束在政治学院的学习,我回空军学院报到。正值中苏冲突紧张、双方纷纷发表文章进行大论战之际,于是,军事科学院牵头,组织专家撰写军事论文,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我作为助手被选入其中。

之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这些人就住在北京友谊宾馆里埋头写论文。期间我们还去了一趟辽宁兴城,在当地的八一疗养院里写作。疗养院里环境幽静,非常适合静心研究。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翻书、查阅资料,整理有用的信息,为中苏论战准备素材。

1965年春,我回归自己的工作岗位,此时空军政治部宣传部调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个人住在东四十条的北京军区空军招待所,编写《毛泽东选集》名词解释。因为我是学习中共党史的,又着重研究过毛泽东的思想和著作,所以这次的任务倒是我擅长的,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我们每个人负责一部分,先把《毛泽东选集》里的文章一篇一篇地研究,从中找出需要解释的名词,罗列清楚,然后查资料,注明每个名词的由来、典故并解释其中的含义,最终汇集成册。工作说难也不难,但很繁杂,需要查找大量的资料,要求比较精细。完成这个任务之后,看着眼前厚厚的手稿,我心里充满了成就感,这也算是我利用自己所长对人民做出的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