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主动向部长提出要求，表示想到广州去。其实我的想法非常简单，只是单纯地觉得新鲜，想去看看南方的城市到底什么样子，我们的部长批准得也挺痛快，还调侃我：“你想吃香蕉啦？那就准备跟他们一块儿走吧。”
我与刚从训练班毕业的十几个学员组成了一支小分队，从汉口出发，前往广州。当时沿途铁道有很多都被破坏了，大多数时间我们都靠步行，偶尔有通火车的路段就坐一下火车。途中还有一次，我们遇到了往广东运粮食的汽车队，和人家打了一声招呼，我们就扒到汽车上，蹭了一段车。在南下的过程中，我们还时常碰到被遣散回乡的国民党，他们或许也要开始新的生活了吧！
经过一番长途跋涉，我们这支小分队终于到达了广州。广州和武汉的气候、饮食习惯差异很大。广州的天气，特别是夏天温度极高，那时也没有空调、电扇，好在临海，海风一吹倒也清凉，尤其是晚上，多亏了凉爽的自然风我才能安然入睡。
天气倒还好，最让我不适应的是饮食。其中最难受的要说主食，南方人多食米饭，而且当地的米和北方的米有很大区别，特别糙，一天三顿顿顿如此，让我这个地道的山东人非常不习惯。那时，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要自己包一顿饺子吃，解解馋。1952年7月1日，上级规定营级干部可以吃中灶，我是营级干部，自然吃中灶，如此伙食有了很大改变，花样也多了起来，不用顿顿吃米饭了。再说当地水果也很多，香蕉、橘子、荔枝、菠萝，看得我眼花缭乱。第一次吃荔枝时我都吃不习惯，嚼了嚼好像有点儿甜味，但又有些说不清的怪味道，最后都吐出来了。木瓜也一样吃不惯。
广东军政新尝试
整体来说，初到广州的我对这个自己一直向往的地方还是比较喜欢的。为了扩大学校影响，广州分校特别取名广东军政大学，由叶剑英兼职担任校长，我被分配到二大队政治处任保卫股股长。
1950年1月，与广东军政大学二大队政治处同志合影（后排左一是我）
刚解放的广州仍然不是很安定。1950年上半年，国民党飞机经常来骚扰，还大多在夜间。每次敌机一来，那些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便活跃起来，他们躲在竹林或树林里，（据说）用竹管发射红色信号弹，为敌机指示目标，之后又混进躲在防空洞的群众中，以此来躲避我们对他们的追捕。后来，广州方面抓紧改造白云机场，以适应起降喷气式飞机。我们还去参加修机场的劳动。随着机场的建成以及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的进驻，敌机再也不敢嚣张了。
1950年年底，为了肃清国民党残留的反动势力，清除帝国主义间谍，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铺开。1951年，我被校领导派到镇压反革命办公室兼任办公室主任，主要负责审查内部干部的历史问题。
秉承着“不冤枉一个好人，但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原则，我们积极投入到了干部历史的清查工作当中。凡是历史背景稍微复杂一些的，我们就把那人的档案调到办公室来仔细翻看，如发现疑点再扩大调查。那些来来往往的信件也是我们要查的内容，学校收发室收到的信件一律先送到镇反办公室，凡是怀疑对象的信件都要进行检查，一旦发现有问题，绝对严惩不贷。
随着工作的深入进行，我们确实查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当时学校里有一名文化教员，最早从广东参军，但经调查确认，这人其实是一名潜伏的特务。在我们的审讯下，那人交出了一个电台，后经总校批准，此人被枪决。
虽然一直被安排从事保卫工作，此时又被委以重任搞“镇反”，但其实我更喜欢和学员待在一起，享受那种亲密无间的感觉。1952年年初，广州军大已改称广州第二十五步兵学校，在我的反复要求下，我在学员队任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
得偿所愿，重回学员间
能够来到学员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和学员们相处在一起，我内心十分高兴。因为喜爱这份工作，我做起来也更加有动力。在学员队任职期间，我从没有和学员发生过任何冲突，大家紧密团结在一起，学员们也都很喜欢我，毕业时纷纷送我照片留念，即使毕业后数年，如张怀仁、张军等许多学员仍和我保持书信联系，令我颇感欣慰。
能够取得学员们的喜爱和我自己的努力密不可分。除了工作时间处理相关工作，做好我应该做的事情之外，私下我也非常关心学员的生活，就像他们的大朋友一样。因为我待人亲切，体贴学员，真心为他们解决问题，学员们都很爱戴我。
据我自己总结，做学员工作不同于做行政指挥工作，行政指挥讲究严格遵守纪律，服从组织安排，那就可以严厉甚至粗暴一些，该立正就立正，该稍息就稍息，容不得一点马虎。但做学员的政治工作则不同，原则上违反纪律的事情肯定不允许，但更多的情况下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为学员着想。身为政工干部，我要了解学员脑袋中到底在想些什么，有什么问题是需要组织帮忙解决的，然后才能够“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解决问题，这里面也不乏一些心理学方面的技巧，都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的，如若不然，那就真成了“卖狗皮膏药的”（部队里有些调皮的战士如此称呼不干实事的指导员）了。
1952年摄于广州
1952年，学校决定办速成班，培养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战士。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战士有的脑子不是很灵活，学习比较吃力，我特别为他们研究了一些学习方法，带领他们进行速成学习，结果颇有成效。记得其中一种方法是，一名学员读课文，另一名学员听写，这种听写一遍的效果比读两三遍还有效，更容易记住。
为此，我两次在军级大会上受到嘉奖，1953年学员快毕业的时候，鉴于我在此次组织学员进行文化学习工作中取得的好成绩，组织上决定授予我三等功一次。对于做政治工作的人来说，能有这样一个立功的机会非常不容易，这也更说明了我的工作确实富有成效，没有辜负学员对我的期待。
在我保留的众多照片中，有很多都是从广州第二十五步兵学校毕业的学员送给我留念的，直到最后我调离广州，心中依然对那个地方充满了不舍与留恋。
调往山西第八步兵学校
1953年6月，第二十五步兵学校的学员全部毕业了，其中一部分要被分配到抗美援朝前线，以补充到志愿军各部队去。我被安排护送学员到安东市的志愿军后方留守处，还被批准送完学员后可以回家探亲。
于是，我领着学员一起上了闷罐专列火车。完成送学员的任务后，我便启程前往山东老家。沿途，我游览了沈阳、天津、济南等城市，还在安东买了柞蚕丝绸，在天津买了花布、白糖，连同我事先准备的几个菠萝，准备带回家孝敬母亲。这是我解放以后第一次回家，也是我回家探亲时间最长的一次，在老家待了一个多月。
1953年的学员毕业后，各大区步兵学校进行整编，第二十五步兵学校改为军事体育学校，从原来的军级单位降格成师级单位。整编后大部分教员调走，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留下来办军事体育学校。等我探亲后回到学校，发现自己的东西被弄得乱七八糟的，四散在空房子里，根本没人管。后来有人通知我被分配到了位于山西祁县的第八步兵学校，于是我收拾好行囊，奔向了新的单位。
来到第八步兵学校后，我被分配到第四大队学员队担任政治指导员。1954年，第八步兵学校迁至洛阳，改名洛阳步兵学校。新建的洛阳步兵学校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新建了一批二层小楼做营房，两个队一个楼上一个楼下，学校北边是办公大楼，中间是操场，南边是学生食堂和大礼堂。那时学校为了活跃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也会请一些文艺团体来演出。由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主演的《红娘》《荀灌娘》，我都曾在礼堂观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