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年代，入党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光荣且重要的事情，我的这两位入党介绍人更是对我的人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柳晓光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一名老党员，平时对我很好，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或许都不能留在辽东军政干部学校。沙文敏也是，我们至今都保持着联系，我非常感谢这两位同志，他们在我的成长道路上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和指导。
再说入党后，我以一名党员的身份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工作。此时，我被安排在辽东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学员队里当青年干事，类似于部队里的文化干事，主要负责搞一些文艺活动，组织大家唱唱歌，丰富业余生活。刚开始我也不是很适应，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只是上级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没有其他更多的想法。具体工作都靠自己摸索，从中总结经验。如此过了半年，我调任校部教务处（简称“校务处”）任书记。
青年干事和校务处书记都是排级干部，属于平级，二者只是职务不同，业务工作不同。到校务处后，我主要负责制定教育计划，组织计划实施。如此一来，我手里掌握着学校各项训练的进度，对师生进行合理调配，好在有校务处处长、副处长等领导把关，而且大家也都非常支持我，我的工作完成得还算不错。
到了1946年年底，国民党位于本溪的军队开始往南推进，很快占领了安东、通化等地，辽东军区仓促撤退。撤退时，学校里有人想办法弄来一艘大木船，所有人员上船，在海岸边游荡，整个形势十分紧张。
船行至大长山岛，我们靠岸登岛，在此停留了两三天，之后顺着辽东半岛往南，一直到大连港。因为1945年时苏联和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中规定30年内，旅顺为中苏共享海军基地，大连为自由港，所以苏联红军在大连港口有驻防部队。但受外交因素所限，苏联方面并不能公开同意共产党部队进入大连。不过好在当时的大连市市长是民主人士，并不归属国民党，反而对外宣称大连市政府是当地人民群众自己建立的政府。经过与市政府领导的协商，我们被允许徒手登岸，武器装备放在一个车上由专人保管。
登岸后，我们被车拉到老虎滩，运武器装备的车辆也同时抵达。老虎滩海岸周边都是一栋栋日本人修建的小洋楼，漂亮极了，我们就住在这里。学校已经不能以原名继续对外公开存在了，那该怎么办呢？幸好当时关东公安总局局长周光是一名共产党员，原来是第四纵队（今驻在广东潮汕地区的41军）的师长，后被调到关东公安总局任局长，这个公安总局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军队，只不过名义上是警察。有了这个便利条件，我们的学校便顺势改成了关东公安总局警官学校，我也穿上了警察的制服，戴上了大盖帽。
1947年6月，在关东公安总局警官学校合影
（前排中是赵忠；后排左起：我、沙文敏、刘子青）
1947年6月，在关东公安总局警官学校合影（前排右是我）
1947年夏季，经过一个夏季攻势作战，辽东地区形势大转变，安东、通化等地解放。7月，我们留下了警官学校中的一部分设备，大部分人员、设备返回安东，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担任保卫干事
1945年12月，原陕北抗大总校和抗大一分校在通化合并为东北军政大学总校，迁至北安，后总校大部分移至齐齐哈尔，只有小部分留在北安。约1947年12月，辽东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改名东北军政大学辽东分校，迁至快大茂子镇。
最初迁址时，学校留下几人在安东招收学员，我因为要参与招生工作而在安东多待了一些日子，招生工作结束后才赶往快大茂子镇。
学校迁到快大茂子镇后，占用了一部分老百姓住房，但发现房屋仍旧不够，我们只能自己上山砍树，动手盖新房。除了住房之外，我们还建了一个小礼堂。新房盖好后已经入冬了，我们还要上山砍树，拉回来当柴火烧炕用。暖暖的火炕烧起来，墙中的湿气蒸发，墙面都能冒出水来。
在学校里，我担任保卫干事，其中缘由要从在大连时说起。之前学校撤退到大连，在此改为警官学校，恰逢此时大连地委办了一个保卫干部训练班。除了地方工作人员之外，警察部队、警官学校也都派人去学习。学校副校长张梓桢找我谈话，说看我为人老实，性格也不错，适合做保密工作，就派我去参加训练班，和我同去的还有主动要求参加训练的刘子青。
学习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当时负责保卫工作的大连地委社会部领导看上了我，让我去他的办公室当秘书。我心里不太愿意离开学校，但也要服从组织安排，先去了社会部帮忙。直到有一个周末休假，我回到原单位，找到副校长说：“社会部已经把我调过去工作了，但我不愿意在那儿待着，我想回来。”副校长也舍不得我，一边安慰我一边开始给社会部写信：“不要紧，你回去把这封信拿给他们。”我回去后把副校长写的信交给了社会部办公室主任，对方无奈只好放我回到训练班继续学习。学习结束后我又回到警官学校，开始担任保卫干事。此后一直到1948年，我一直是学校的保卫干事。
1948年6月，学校迁到通化市区。9月，分校撤销，迁往北安总校。
调往齐齐哈尔东北军大
来到北安后没几天，东北军政大学总校保卫部部长查看了辽东分校保卫干部的登记表和档案，之后把我们几名同志调到齐齐哈尔东北军政大学总校政治部下属的保卫部当干事。
1949年7月摄于齐齐哈尔
从大连保卫干部训练班学成后，虽然换了好几个单位，有时在学员大队部，有时在保卫科，但我的职务一直是保卫干事。其实在此期间，因为处于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外部环境一直不太安定，保卫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到总校保卫部以后，部长分配我管警卫。所有领导干部的警卫员、政治部里的警卫班都归我管，我要负责训练、教育他们，其间发生过一件大事，学校里有一名技术比较高的医务人员，他有个小女儿，某警卫员在同这个小女孩玩耍的过程中发生了猥亵事件，影响极为恶劣，最终经东北军区批准，此人被枪毙。因为我负责警卫工作，所以枪毙时由我监刑，执行人没有打到要害，犯人没死，又急忙补了三四枪，整个场面很惨，这次任务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自动请缨，前往广州
1949年年中，全国各地许多城市先后解放。7月，东北军政大学奉命南迁至武汉市汉口硚口，改名中南军政大学。当时武汉这座城市才刚刚解放，我们学校校长兼任武汉警备区司令，住在靠长江边的胜利街，我在他的住处第一次见到日光灯，感觉很新鲜。在迁校工作稳定后，学校二团（原东北军政大学下属6个团）临时改成武汉纠察总队，以班为单位，每天在武汉的大街小巷巡逻。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汉口刚解放不久，人们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时欢欣鼓舞，街上有不少庆祝活动，大家敲锣打鼓，舞龙灯、舞狮子，喜气洋洋，我们也都参加了庆祝活动。
在学校里，我依然负责保卫工作，不过当时保卫部部长组建保卫干部训练班，从各个团抽调了一部分政治工作干部前来受训，培养他们做保卫工作，此事由我和另外一名同志负责。这批学员结束培训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了，此时中南军政大学在6个省成立了分校，正是用人之际，这些刚毕业的训练班学员就被派到各分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