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注重言传身教，从没打过我，相比起父亲，母亲让我觉得更亲近。后来我走出农村，生活条件好了，便总想着孝顺母亲，因为解放后我常驻广州，平日难得有机会回家，于是看到好东西总是不忘买些寄回老家，像是蚕丝蚊帐，大到人站在炕上都够不到顶；拷纱布料，光滑易清洗，买回去给母亲做新衣；还有组织上发的福利款，我总是全部寄给母亲，以便让她在老家过得更舒心。
母亲的晚年也比较安稳。我们兄弟四人中二哥牺牲自己的前途，主动留在家中照顾老母，但二哥去世得早，家中就剩母亲和二嫂两个妇女。后来大哥把母亲接到了他所在的山西孙家村（大嫂是地方干部，因生病到山西孙家村养病，土地改革后在那里分了一套房子，觉得环境不错，就把母亲接了过去），同他们一家一起生活直到去世。
1953年我回家探亲时得以和母亲相处了一个月，在她膝下侍奉，弥补了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遗憾，谁想到1954年母亲便去世了。母亲去世后大哥因为体恤我的心情，并没有马上告诉我。直到此事过去大半年，大哥才转告我母亲去世时很安详，没有受什么痛苦。而当时母亲就丘在山西孙家村的一座小山丘上，直到1964年才迁回石门孙家村入土为安。
我常常在想，我们兄弟几个能有今天的成就与父母有很大的关系，他们经常教导我们要好好念书，将来能够有出息。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里，片刻不敢忘。虽然父母离开我们多年，但他们的谆谆教诲却永远影响着我。
长兄如父
我们家在当地算是比较有名气的，1947或1948年间，当地政府送我们一块匾，上书“一门三英雄”，指的就是我大哥孙焕林、三哥孙焕曾和我。当然这背后也少不了留守家中、赡养母亲的二哥孙焕福所做的贡献，身为党员，他同样没有玷污这份荣誉，只可惜壮年早逝，令我们惋惜不已。
1962年，与兄嫂合影
（左起：大嫂刘芝兰、大哥孙焕林、三哥孙焕曾、三嫂盛瑞芝）
父亲早逝，大哥孙焕林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大哥比我大12岁，从我记事起，他便离开家，外出打拼了，后来也是大哥扶持我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对我影响很大。
大哥刚开始出去工作的时候是到黄县（今龙口市）的书笔铺当学徒，后来转为正式工。特别是父亲去世后，家里丧失了主要劳动力，这对我们一家的打击非常大，幸亏此时大哥已在黄县县城的印刷厂工作，全家的生活才有了着落。
印刷厂是大哥的岳父所开，主要印书报，使用的是石印机。人用药笔蘸着药墨，把字写在药纸上，之后翻印到磨石上，便可以一张张印刷了。等到下一次再印新内容时，只要把磨石打磨平滑，便可第二次使用。
大哥在印刷厂管账目。他的工作极大地缓解了因父亲去世而给家里带来的经济压力，为此大哥无怨无悔地在外打拼。每次回家时，大哥还会给我们带点儿糖果，这在当时可是稀罕玩意儿，街坊邻居的孩子都来，一人给一块，美得不得了。
大哥体贴兄弟，更偏爱年纪最小的我。大哥躺在炕上看书时，我就敢骑在他身上闹，但他一点也不生气，总是一副笑呵呵的模样。印象中，大哥从未对我发过脾气。后来我走出孙家村，到抗日根据地去的时候也是大哥带我去的。
抗日战争打响后，大哥一直非常拥护共产党，并于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大哥把印刷厂的机器从黄县县城运到招远根据地，印刷厂归属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政府所有，也算为抗战出了一份力。来到根据地后，大哥被安排到地方工作，因为腿脚不好，一直也没有离家太远，就在附近的几个县工作。
青岛解放后，组织上要调大哥到青岛，但大哥因为想留在黄县而拒绝了，这也影响了他日后的发展。大哥最高只担任了黄县副县长，属于县级干部。1943年，大哥把我带到招远三区中心小学读书，算是把我领出了山沟。
大哥在我的人生当中一直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我至亲至爱的亲人，更是改变我命运的关键之人，我从心底感激他。在大哥晚年的时候，我们兄弟几个经常在老家聚会，吃顿便饭，唠唠家常，希望多多陪伴彼此。
2006年，大哥去世，这位一辈子为我们这个大家操心劳力的兄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始终记着大哥的好、念着他的情，时刻不敢忘怀。
2011年10月，在大哥墓前吊唁
留守家中的二哥
我家的几个兄弟都很早离家出去闯荡，二哥孙焕福也不例外。他很早就在大哥的带领下到印刷厂里当工人，平日里和我接触不多，但我仍记得他是一个性子极好的人。后来我们兄弟几人皆要到外面闯荡，二哥做出牺牲，在家照看，从此再没出去过。可惜天妒善人，二哥而立之年便早早地去了，没能享到福。
从军的三哥
三哥孙焕曾最早出去做学徒，先在吉林省扶余县的一家粮店，后来回到老家山东，在蓬莱县的一个镇糕点厂学做点心。父亲去世后不久，三哥表示：“我要出去，我要去当八路。”三哥少年参军，1940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我们家就成了抗日家属（简称“抗属”）。
在抗战时期，抗属是要冒一定风险的。那时我家的北窗从来不锁，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只要一掀后窗，就能跑出去，没多远便是小丘陵山地，敌人也无迹可查。这个“保命的窗户”不光我们自己家里用，一些在村里养伤、养病的八路军战士遭遇日寇突袭时也从这里逃跑。
那时候老百姓都非常拥护八路军，我的父母也如此，积极为八路军打掩护。村里有个维持会，实际上是八路军控制的，但平日里也得应付城里的鬼子——每天派一个老头儿进城给日本人送假情报，“汇报八路军动向”，表明自己是向着鬼子的，这样鬼子就不会来找麻烦了。
成为抗属虽然有一定危险，但待遇也好了很多，后来我上学都享受公费待遇，吃穿都和部队一样。
三哥参加八路后最后落脚在四川，先后当过预备师教导员、团政治处的组织股长，属于营职干部。1955年部队审干，派人到我们老家调查，三哥的入党介绍人不承认自己介绍了三哥入党，三哥成了“假党员”，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因此，部队准备安排他转业，到四川卫星发射基地的某工厂当副厂长。三哥觉得委屈，不愿意去，赌气说要复员，报告打了七八次才批下来。
20世纪70年代，三哥到成都军区上访，来北京换车时，我就招待他在家里落脚，有时走时还给三哥些路费，眼看三哥一次一次上访，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恰逢我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时的一个同学到成都军区政治部当副秘书长，分管信访工作，我便写信向他说明了此事。在朋友的帮助下，三哥当年的事情及时得到了调查，那名介绍人承认了自己曾经介绍三哥入党，此事圆满解决。后来，三哥的党籍得到恢复，享受离休待遇，生活过得还不错。
2012年5月，在父母亲墓前与三哥孙焕曾（右）合影
2012年5月回老家探望时，与三哥孙焕曾（右）、三嫂盛瑞芝（中）合影
儿时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