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8月25日，我来到人世，张开懵懂的双眼看这个对我来说略显陌生的世界。小小少年在孙家村这片不大的天地中成长。
家境寒微，但身为家中幼子的我仍享受着父母、兄长的疼爱，从小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捉迷藏，抽冰嘎（即打陀螺），带着小伙伴们打架，我这个“孩子王”在山野间逐渐长大。
父亲的疼爱和教导让我有幸进入学堂读书。村办小学里的混沌初开，老师干爹的疼爱有加，还有儿童团的特殊经历都为我的小学生活增添了多样的色彩。但社会动荡，日寇侵袭，我的求学路也几番辗转。在大哥的带领下走出孙家村，来到招远县，在招远县三区中心小学、实验中心小学、招莱联合师范学校多次转学，我跟随学校不断地变化学习地点，在不安定的环境下努力学习。师范学校宣传队的工作向我开启了全新的世界，带给我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
学习优异、全面发展，深受老师喜爱的我被作为党员发展对象积极培养，无奈年龄太小，与党组织失之交臂，但全新的参军路为我带来了崭新的生活。
我是1928年8月25日（戊辰年七月十一）日出时分出生的。据说在我之后还有一个弟弟，但因为难产而夭折，且在我之前的两个姐姐也都没活多久，不过父母从不在家提起这些。家里就是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弟4人。
从我记事时起，我家就住在一个小院里，正房是3间草房，东、西各有一间小厢房——东厢房用来当磨坊，西厢房里养了一头驴。当时村子里还有一个习惯——猪圈都在正房后边的窗户根下，人们大小便也在那里，庆幸当时我家没养猪，不然那味道真能熏死人。
抗日战争时期，我家条件一般，勉强能够果腹。父母与人为善，村里的乡亲也都待我们很好，时常接济我们一些。记忆中有个我叫嫂子的人，是我家没出五服的亲戚，家境稍好些，有时做了玉米面饼子就避开她家里人偷偷从窗户递到我家里来，邻居有时也送些。
为了贴补家用，3个哥哥都外出打工，家里只有父亲、母亲和我3口人。母亲在家操持家务，父亲外出做农活，我有时也会跟着帮点忙。不过因为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深受家人疼爱，父母倒也很少支使我干活，所以我的童年虽过得不是很富裕，但生活很快乐，无忧无虑。
在我上学之前的那些日子里，我大多数时间都在村里和年龄相当的孩子们玩。天快黑时到柴禾垛里捉迷藏，冬天在冰上抽冰嘎，甚至找块木头，比赛看谁打得远都能成为一个游戏。
在同龄的这些小伙伴里，我就像个小首领，大家都听我的，而我也不会欺负别人。小孩子大多性子不羁，打架是常有的事。一般打架也不是因为什么大问题，就是两帮孩子有亲有疏，有争执时互相不服气，都要占个上风，这一来二去就打了起来。一般对打时，我便负责指挥，让大家往前冲，拿起石头就砸，直到有一边的人打不过，各自跑回家，另一方就算胜利了。在这种“打架”的过程中从来没出现过有人受伤的情况，大家也多是消磨时间，觉得有趣才打。
虽然不用干农活，但我要经常帮家里拾柴禾，这柴禾可不是普通的掉在地上的杂枝子，而是松枝。村子附近的山上生长的全是松树，就用镰刀砍下松树最下面的那层枝叶，放地上晒干，松子就掉了。晒好的松枝要用一种类似高粱秆的东西捆起来，秸秆使用前还要先用水泡湿、压扁，之后用来捆松枝，一摞一摞的松枝堆好就能挑到城里卖了。不过我们自家可用不着这么好的柴火，通常是捡松树周围掉下来的老树枝，带回家烧火做饭用。
那个年代，小孩子通常都是自娱自乐，大家琢磨着什么有趣就玩什么，虽然游戏都非常简单，但却充满生气。
少年郎，上学校
1935年，我在父亲的支持下上了村办小学，当时的收费并不是很多，但总要收些，而且老师一天三顿的伙食要学生家长轮流提供。
村办小学是我们孙家村自己创办的，后来附近的孟家村、谢家村也加入进来，但老师一直只有一个，学校就在3个村子间轮流办。这轮流办校教室设在哪里呢？其实就是谁家富裕些，有多余的空房间就腾出来做教室，3个村加起来的百来个孩子不分年级，就坐在同一间大教室里听老师讲课。老师给高年级讲课时低年级的孩子就看书，教低年级孩子识字时高年级的孩子就自学。
记得过去上学先学“人、手、足、刀、尺”，但到我上学的时候就换成了中华书局出版的新课本，1938年之后则换成了八路军的国防课本，其中增加了一些抗战的内容，在抗战初期被广泛应用。
在村办小学，我对老师的印象很深。我的第一个老师王延龄是个对学生要求很严格的男老师，和我同村。他的办公桌上常年摆着一把戒尺，犯错误或不好好学习的孩子他打起手板来毫不留情。那时我是班上很活跃的人物，上课学习很认真，下课还能带着小伙伴们玩得很欢，王老师常在村子里夸我。还有村里的长辈王光中也向村里人说：“我到学校看了，孩子们都乱哄哄地在那儿耍，只有孙富聚家的小儿子在认真看书。”这使我成为村里长辈们口中孩子们的好榜样。
学校的第二位老师刘世斌是个外村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后来我还认了他当干爹。刘老师教我们时也就二十多岁，比较年轻，和我们很合得来。有时候他能一天不上课，就带领我们上山去玩。在玩的过程中，他也教我们一些知识，比如山上有野茶树，刘老师采茶时便告诉我们：“这个可以做茶叶喝，采的时候要掐嫩叶。”采下的茶叶他拿回来自己炒，之后分给我们喝。
刘老师性格非常善良、温和，同学们都特别爱戴他。因为喜欢我，他在见到我父母后主动提出和我结干亲，我父母自然十分乐意。从此以后，我在学校上课时叫他老师，私下里则称他干爹。干爹待我极好，他见我冬天手上生冻疮，非常心疼，就悄悄给我织了一副手套，等到织好才对我说：“你试试，看合不合适。”让我心里暖洋洋的。干爹在学校教书时，我还曾去他家住过一段时间，和他们夫妻俩睡在一张炕上，感情非常好。不过干爹只在学校教了两年书，后来正式参加革命，从此我们便失去了联系。听人说干爹最终被日本人抓到城里枪毙了，每次想起此事都让我很难过。
干爹走后，村办小学迎来了第三位老师，这人也是附近村子里的，好像当过八路，退伍后回来当老师。
这段村办小学的学习经历一方面给我在学习方面打下了基础，提高了我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则是儿童团的特殊经历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我的成长起到了很大作用。
成为儿童团团长
1940年左右，我在村办小学读书期间曾担任儿童团团长，这是我青少年时期中很特殊的一段日子。
那时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府派了很多做民运工作的干部到农村发动群众，他们每人有一个四方包袱皮，里面带着几本书、笔记本和笔，往腰上一捆，就走街串巷地去发动群众，组建农民抗日救国会、职工抗日救国会这种群众性抗日组织，像我父亲那种不单纯是农民，还做泥瓦匠的人就在被动员的范围内。社会上是这种情况，而学校里则是组建儿童团，村子里所有适龄儿童都是儿童团团员。我因为年龄适中，平时又比较活跃，就被民运干部指定为儿童团团长。
儿童团的任务就是放哨、给八路军送情报，特别是送情报时，交待任务的人都会嘱咐我们：“要小心，不能让汉奸、鬼子知道。”不过我们村子位置偏僻，敌人力量薄弱，平时倒也没有什么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