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学校和宣传队里的突出表现，老师邢亦民还积极培养我入党，只不过因为我当时未满18岁，连申请成为预备党员的年龄都不够，便没能发展成。
1944年下半年，学校里有一批年纪稍大的学生被调去参加工作。而我则到了1945年4月参军，也算正式参加工作了。
为抗日报名到抗大
1945年4月，师范学校全体学生毕业分配工作，学校随之撤销。适逢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到校招生，我和其他9名同学报名到抗大学习。从师范学校步行至抗大一分校，忍受疲劳、饥饿，躲避敌人袭击，穿上军装的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身为一名军人的荣誉感。
不再是学校里一成不变的文化课学习，我的生活变得不同于以往——严格的纪律、规律的作息，每日定时出操训练，固定的政治教育，新兵入营，笑话百出，我在抗大一天天成长。
抗战胜利前夕，面对紧张局势，与敌人斗智斗勇，校址迁移反扫荡，清剿伪军王洪久，我耳闻目睹了战斗的胜利，感受到了同志们的慷慨激昂。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人扬眉吐气，我将何去何从？接受命令，到革命形势最需要的地方去！辗转数月，从山东奔赴东北，在东北这块黑土地上不断行进，辽东军区军政干部学校里大放光彩。
1945年4月，抗日战争尚未取得胜利，日寇依然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恣意妄为。此时，我们这些第一批进入师范学校学习的学生已经到了该工作的时候，大多数毕业生都到了地方工作，而此时的我还不知道自己会去哪里。
位于山东的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简称“抗大一分校”）主要活动在鲁中南地区，包括如今的沂水县、沂南县、平邑县、蒙阴县以及日照等地。而在1945年春天，抗大一分校要从胶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招收一批知识分子到抗大进行培训，我们这批即将毕业的师范生中有包括我在内的10人报名参加了抗大一分校。
抗大一分校校址位于山东鲁南地区，我们去时驻地在沂南县。而我们要从师范学校出发，步行至抗大一分校。此次步行队伍中我们这批要到抗大一分校的人有三百多个，到卫生学校学医的同学有百余人。这五百来人被编为3个连，组成了一支胶东特务大队，由部队派来的一名教导员带队，从胶东前往鲁中南。
白天行军比较危险，为防不测，我们像八路军部队一样都在夜间行军，背着自己的东西，每天要走七十多里路。夜间容易犯困，加上路程远，我走着走着就开始打瞌睡。路上走的都是坑坑洼洼的羊肠小道，有时迷糊中脚下被石头一绊，立刻惊醒，可不到一会儿又有满满的困意袭来。每走一段长路，我们也会稍微在原地休息一下。每每这时，我们便不管不顾地在路边的野地里躺下，不一会儿的工夫就能听到震天的呼噜声响，大家真是累极了！
步行一夜后，会有打前站的人到前方找老百姓派饭。老百姓很拥护抗日军队，纷纷在路边给我们准备好装满水的大桶，在案子上摆好碗，让我们喝些水来润润喉咙。
水足饭饱之后，我们就在安排好的地方宿营，到了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烧开水烫脚，之后把脚上磨起的水泡挑破。为了不影响第二天晚上继续行进，挑水泡时不能把皮撕破，那样容易感染而且会影响走路，我们就把针用火烧热消毒，之后穿进水泡里，用针上的线带走水泡里的水，这样大大的水泡自然就瘪下来了。可即使这样，等到晚上走路时脚上起水泡的地方依然会疼，也就只能咬牙坚持了。
因为我是队伍中年龄最小的，在行军过程中也得到了大家的很多帮助。有时实在太累撑不住，总有一个大个头的好心同志帮我扛背包，为我减轻了不少压力，就这样顺利坚持下来。
我们从栖霞出发，经过招远到达掖县南部，遇到鬼子扫荡，我们就地分散到老百姓家里，和群众一起进行反扫荡。我去的那家的女房东和我投缘，认我做了干儿子。
鬼子扫荡过去后，我们继续前行。就这样步行了一个月，我们终于顺利抵达位于沂南县的抗大一分校。
初至抗大一分校
既至抗大一分校，我第一次穿上了军装，感觉很新鲜。我至今仍记得，当时的军装分为4个号，从大到小依次是特号、一号、二号、三号。我穿的军装是最小的三号，但是鞋、帽都是一号，于是同学们开玩笑，有人戏称我“大头”，有人喊我“大脚”。
后来通过学校的教育计划宣传，我们才知道抗大招收我们是为了培养军队初级干部（指连排干部）。此时，我们这批学生被分为两个队，编入二大队七队、八队，每队一百三四十人。同大队的五队和六队是由部队调来的班长和老战士组成，不过培训目标和我们是一样的。
穿上了统一的军装，住在集体宿舍，我们被进行着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与此同时，我们开始了紧张的训练和学习生活，学习的内容有所改变——由以前的文化学习变成了军事训练，主要学习军事、政治，还要出操加强身体锻炼。
开始出操训练时，我有些不适应，最初一段日子更是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不自觉地就变得歪头耷脑，然后就听区队长大嚷：“小孙，直起腰来！”白天训练严格自不必多说，有时我们还会夜间紧急集合。睡得正香的时候，集合哨一响，立马起来打背包，火速到操场集合，晚一点都不行。因为不习惯，很多人在最初都出了洋相，忘了这个、丢了那个，甚至还有把裤子当褂子穿的可笑情况，以至于当时部队里还流传着一首歌，唱的就是我们这些新兵紧急集合时的窘相。大意是：“吴同志向来会说话，他说他战斗化做得顶呱呱。有天夜晚要集合，他把那裤子当了褂……”
此外，从进入抗大的第一个月起，我们每月都开始发津贴，开始是一块钱，后来增加到了两三块钱，领的是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北海银行发行的北海票子。我平时也没有什么开销，发下来的钱就都攒了起来，时间长了也攒了几十块钱。后来我们毕业，抗大也解散了，剩下的伙食费平分给了每个人，这些钱加起来在当时来说也算一笔不小的数目。到了东北之后，我用这些钱买了一块旧的东洋手表和一支钢笔，这便是后话了。
反扫荡和清剿王洪久
我们来到抗大是1945年7月，正值抗战胜利黎明前最紧张的日子，期间我还经历了一次反扫荡。
当时我们得到消息，日本鬼子要在鲁中南地区进行扫荡，目标直指抗大。于是，我们开拔向蒙山附近行进，准备进行反扫荡。行军途中接到山东军区司令部命令，原盘踞在费县的日本鬼子放弃据点逃跑了，令抗大转移到费县县城。接到命令后我们开始急行军，火速赶往费县县城。当我们到达费县县城时，鬼子点着的炮楼还在冒烟，我们立即扑灭余火，有条不紊地安排宿营。
7月，进驻费县的抗大接到上级命令，参加攻打驻守临沂的伪军头目王洪久的战斗。配备着最好武器、由有经验的老兵组成的抗大特务连奉命出击，我们这样的新兵几经要求，但都没被允许参加战斗，只能留下来负责费县县城的警戒——费县的4个城门以及校部领导机关的门口都要有人站岗放哨。白天倒还好，可一到晚上黑糊糊的一片，真还有些吓人。记得有一次我在沂河边上站岗，班长悄无声息地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吓了我一大跳，可班长还一付没事人的样子，调侃我：“小孙，你慌什么？”好在夜间站岗时间不长，大家轮流，一小时换一拨人，这样也能时刻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