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东休整了几天后，我们便从六道沟出发，来到了安东市东侧的沙河车站。沙河车站在当地算是比较大的车站，有敞篷的火车皮，还有装运木头的平板车的车厢等，我们依次上了火车，轮到什么车厢便坐什么车厢。要知道11月底的东北已经寒风刺骨了，即使坐在敞篷火车里我也冻得瑟瑟发抖，不过总比之前走路要强多了。
到了沈阳，我看见车站内停着好几列火车，车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战士。后来我才听说这些战士是为了防备国民党空降兵占领沈阳，准备包围沈阳集合战斗的。不过此时我对这些一无所知，更不知道我们此行的终点到底是哪里。
我们下火车后没能马上离开月台，而是坐在月台里等领导和苏联红军的交涉结果。原来沈阳市里八路军、国民党双方正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苏联因受与国民政府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怕放我们进城引出外交事端而对我们入城一事横加阻拦，这才有了我们在月台里苦苦等候数小时的一幕。
尽管苏联方面禁止我们进驻沈阳城，但其实那时由共产党领导的沈阳市政府已经成立，由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担任沈阳市市长，车站贴的大布告让我们还能勉强获悉一些消息。
在数小时的交涉之后，我们向来时的方向步行后退了40里，来到浑河大铁桥前。这是一座铁路桥，由一些仅可容纳一人行走的宽木板铺就，走在上面颤颤悠悠的，我们一个个小心翼翼地踩着木板从桥北走到桥南，渡桥后来到沈阳南边的苏家屯。
苏家屯里有一家大纺纱厂，日本投降以后就散了，成了一个空厂，我们在那里住了个把星期。住在纺纱厂的时候，我看到原来工厂职工的电动大铁锅，一拧开关铁锅就可以自动翻过来，把锅里的东西倒出来，看起来很先进。纺纱厂里的工人虽然都逃走了，但留下了许多物资，当地老百姓拿着绳子，扛着扁担，人山人海地来抢东西。我们到达时厂里还剩下一些布匹和柞蚕丝绵，领导发话：“你们每人做一床丝绵被子，再来一条洋布床单。被子你自己能背动多少就絮多厚。”于是大家欢欣鼓舞地扔了早就破旧不堪的棉被，动手缝制新被子。
等被子做好后，我们打上背包，开始往抚顺的方向行进。
抚 顺
在往抚顺行军的途中，我所在的三排在排长的带领下作为全军后卫被安排在大队后方，与中间大部队间隔一段距离，以保证其安全。途中有一次我们还碰上了东北的汉奸部队，不过日本投降后这些人也就被收编了，两两相遇时双方领头人在一起交谈了一阵，对方简单向我们排长介绍了当地的情况，然后我们就追随着大部队的脚步继续往抚顺方向行进。
行进在东北的黑土地上
既达抚顺，我们宿营在一个学校的教室里。当地有那种带天线的大收音机，我们还是第一次看见，便围在一起听延安广播电台的广播，感觉新鲜极了。
一星期以后，我们一早吃完早饭，所有人员在抚顺火车站集合。准备登车之际，上面来人说：“人长着两条腿可以走路，不能坐火车，要把火车留出来运送缴获的日本物资。”就这样，我们又一路步行前进，傍晚时到达新宾县，驻扎在那里。那天晚上我们改善了一次伙食，吃上了香喷喷的大米饭和萝卜炖牛肉。
通 化
第二天一早，我们继续前进，到了快大茂子镇时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住了几天。当地老百姓家多是一进屋两边都是大炕，中间留着一条过道。炕很大，一个能睡十几个人。炕边上还放着两个酸菜缸，缸上用大石头压着，里面是老百姓自己做的东北酸菜。
离开快大茂子镇后我们又走了一天路，便到了通化市，这也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已经到了终点，只是觉得终于有了空闲时间，大家便约着一起去照相馆照相。
1945年12月25日，抗大一分校第六期学员摄于通化（前排左一是我）
1945年12月25日，和抗大一分校同学在通化合影（左起：我、都元华、柳晓光）
第一次体验照相的过程感觉很新鲜。当时照相用的是那种一拉线“噗”地一声的座机，底片是玻璃的，我小心翼翼地保存了好几年，可惜后来被不小心打碎，还令我颇觉惋惜。
除此之外，通化市区里还有戏园子，对军人有优待，不用买票，直接就可以进去听戏，喜好听戏的票友一听便是一天。
何去何从
队伍到达通化，没有任何预兆地我们就毕业了，开始分配工作。当时正赶上东北航空学校招生，我们这些人分批进行了身体检查，我因为体检不合格而没能进入航空学校。
全都分配完后，我们这批人中还有五六十人没有去处，此时有人说让我们回安东到坦克学校学习开坦克。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心里有些不乐意，毕竟最初是当作干部来培养的，结果最后却成了“车夫”，这心理落差不可谓不大。可不管我们心情如何，大家还是服从安排，登上了开往安东的敞篷汽车。
回到安东后，我们这批返回的人到辽东军区报到。当时辽东军区的军区司令兼政委肖华同志在镇江山森林公园接见了我们，在讲话时又说明根据辽东地区的形势，坦克学校还不能立即成立，这无疑令我们所有人更加失望。
坦克学校不能建，那我们这些人要何去何从呢？当时安东有个辽东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军区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兼任校长，张梓桢任副校长，主持学校具体工作，我们就被送到了那里。
在军政干部学校，我们先被安排学习《军队政治工作条例》，有老师给我们逐条讲，学得很细致。如此过了三个多星期，我们面临着再一次分配——大部分人被分到各个部队，有二十几个人被学校留下，我是被留下来人员中的一个。留下来的这些人有的在学员队里当区队长，有的则在校部机关当干事。
辽东军区军政干部学校任职
在辽东军区军政干部学校任职期间，因国民党军队来袭仓促撤退，连续多日海上漂泊，终在大连港口登岸。经与苏军、大连市政府交涉，我们得以进驻大连，继续办学，此时学校改称关东警官学校。1947年经夏季攻势，安东重新解放，学校迁回通州市附近的快大茂子镇。1948年9月，学校再次迁移至北安，成为东北军政大学的一部分。及至1949年，广州建设中南军大新分校，需要人手。我主动请缨，申请回到学员队，在第二十五步兵学校、第八步兵学校先后任职，深受器重。至南京解放军政治师范学校再学习，毕业之后，得以前往军事最高学府——南京军事学院，以偿夙愿。
十余年成长，十余年蜕变。从学员队青年干事做起，深深爱上这个岗位。曾任教务处书记、保卫干事、镇压反革命办公室主任，工作几番变动仍不忘回归一线，在步兵学校达成夙愿，倾力工作谱新篇，学员爱戴尽欢颜，三等功奖章记录了我一路的辛苦与不易。学校再学习，视野变宽阔，人生攀登的脚步永不停止。
1946年1月，鉴于我在工作中表现优异，经由柳晓光、沙文敏两位老党员的介绍，我成为中国共产党中的一员，预备期一个月。我还记得当时是在安东的一所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原日本人所建，日本投降后辽东军政干校进驻，抗美援朝时成为志愿军留守处），在天气最冷的时候，我把入党申请书铺到墙上一点一点填写，柳晓光就在旁边陪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