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研究对象和内容方面与《中共党史》是有所不同的。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当代史，或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它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都要更宽泛、更广，涉及共和国建设和发展的各个领域，无疑，撰写和讲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自然有其特殊要求。但是，坚持和贯彻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则是一致的。
多少年来我正是遵循着上述原则做学问的，具体地说有以下几个字：求严，求实，求是，求新。所谓求严，就是严格要求、严谨学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求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占有充分的资料，以事实说话，不发空论和违心之论；求是就是要充分占有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从中找出规律，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在上述基础上求新、创新，要力求提出新观点，不断开辟研究新领域。写史，首先是要力求写出生动的信史来,从而真正达到“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目的。当然，要做到这些也不容易，这是一个克服困难、战胜困难，不断为之努力的过程，是一项需要奋斗终身的事业。我的上述认识力求贯彻到教学和科研实践中去，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和提高。
回顾我的教师生涯,虽然尽力了,也做出一些成绩,教学和教材在社会上都有一定影响，但是远远不够，特别是后来突然病倒，影响了自己既定的计划，虽然病后仍尽可能搞一些研究，但毕竟精力有限，已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愿望，留下诸多遗憾。
感受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二十年间，国内政治运动不断，成为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是我们个人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这个党史工作者来说具有双重意义，更需要用心去体会和思考。因此，在我的回忆中，不能不涉及。好在，中共中央对于这些政治运动，在有关的决议中都做出了总结，这是我分析问题的依据。以下，我首先简略地回顾一下我在1956—1970年间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和感受，当然，只能说是记忆中的一些片段。
总的来说，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批判唯心论、肃反等运动，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我基本没有被波及，只是学习文件、接受教育。
第一个感受较深、触动较大的运动是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关系国家根本制度变革的大事，既包括城市，又涵盖农村，进展又非常迅速，我事前缺乏思想准备,事后也没有深入思考，而是跟着过来了，不知不觉进入社会主义。
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并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迅速进入高潮，很快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各界二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彭真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到年底，全国基本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家欢庆我国已“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我高兴之余，也曾思考，全行业公私合营就是社会主义了吗？社会主义怎么这样容易就到来了？梦想中的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样子？
这年七八月间，我到上海去招生，看到在淮海路的旧货店里尽是资本家抛售的东西，琳琅满目。南京路上熙熙攘攘，人群川流不息，买卖兴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商品最丰盛的一年，大概也是资本家最不好过的一年。
1970年，何沁在上海留影
下半年，我在北京地安门一带，参加了对资本家的清产核资工作，实际体验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骤，工作非常紧张，日夜连续奋战。经过清产核资，资本家交出资产，每年拿定息，资本家身份就改变了，成为国家工作人员，这就是“赎买”，由此“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但是，资本家究竟怎么想的？社会上看起来很平静，实际上很复杂。那时常听人说资本家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又说，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我想，这可能是真实的情况，因为无论如何，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啊！有幸我也参加了一点点工作，有点实际感受，可惜我在做清产核资工作时，并没有直接同资本家接触，没有时间去深入研究。我深感对于我这个搞中共党史的人来说，对中国这一创举，很有必要从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
在“反右派”和“社教”运动中
1957年四五月间，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首先组织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后来迅速发展为“反右派”运动。初期，我不了解也没认真思考当时的政治形势，不了解两类矛盾的交叉，更不懂得“大鸣大放，引蛇出洞”的策略，天真地看问题，认为既然是共产党整风，提意见就是帮助党整风，即使意见过头、有错误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在一次教研室党的整风会议上，我看到别人不说话，于是心血来潮，就说：“大家不讲话，一是领导民主作风不够，大家不敢讲；二是个人有私心杂念，不敢说”。我还说：“林希翎那样激烈的意见不是也说出来了吗？”虽然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是坚定的，我也是反对林希翎的，但这几句即兴发言，却捅了大娄子，由此，我被划为“中右”，再右一点，就是右派了；即使是“中右”，也要被清除出教师队伍。所幸，后来甄别，改为“中中”（这些，都是从“文革”中大字报上得知的，此前我毫不知情，没有人告诉我），这一改，又把我从悬崖边拉了回来，没有造成命运大逆转。
“反右派”斗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严重扩大化的运动，一大批党外朋友、党内同志、有才华的青年和知识分子受到冤屈和伤害，有的造成个人悲剧，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同时，这次运动也给人际关系留下难以弥合的创伤。我也从中接受许多教训，其中之一就是，凡事要缜密思考，谨言慎行。
这年下半年，组织上派我下乡，参加农村大辩论，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京市把我分配到门头沟区，门头沟区委又把我分配到百花山乡。百花山是京西海拔最高的地方，乡政府就在百花山顶的金鸡台。我跟随乡党委书记经过斋堂沿着山路一直爬上百花山，沿途灌木葱笼，山野荒芜。这里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平西根据地、老解放区，共产党员都是1945年以前的老党员。但是，这里的农民却十分贫穷，因为漫山遍野是石头和石板，“七分石头三分土”，可耕地很少，庄稼收成不好。但是，这里地下到处是煤,有大台煤矿、门头沟煤矿，还盛产柿子、核桃、花椒和羊羔皮，只是当时交通不便，这些土特产无法运出去，卖不出去，也不能增加收入。农民一般吃的是玉米糊拌杏树叶（杏树叶先煮熟，再放到河沟里冲掉苦水，然后拌玉米面煮了吃），吃的菜主要是腌菜（家家户户门后有一口大缸，上面是漂着白醭的水，里面就是腌菜）。我下去第一周，在农民家吃派饭，就是吃这种饭菜，不到4天，我满嘴是泡。乡党委书记见此情况，就叫我到乡政府机关食堂吃饭，不吃派饭了。李书记是个好人，没有把我当做知识分子改造对象。来时，我背着背包爬山，他有时走得很快也拉不下我，他很惊奇，我对他说：我当过兵，两条腿进军福建，又走遍闽东北沿海，有一定锻炼，不怕爬山走路。由此赢得他的好感和尊重，后来在工作中，我们合作得很好。
由于穷和历史原因，这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男女关系很乱，为此，经常闹出人命。但是，区政府反复强调，这次农村大辩论，工作组不能触动这个问题，只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和道路。什么是和为什么要批资本主义倾向？并不明确。在那么穷的情况下，只能千方百计找一些企图个人发家致富的人和事，当做资本主义倾向加以批判，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巩固农业合作化的成果。那时我常想，百花山是个好地方，又是1938年的老解放区，但农民这样穷，饭也吃不饱，真是愧对群众。当前的任务应是尽快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状况，使群众过上好日子，怎能把主要工作用来批什么资本主义呢？特别是把发家致富的想法和做法都当作资本主义来批，我迷惑不解，又必须照办，因此，心中忐忑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