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总的形势下，1964年7月10日—8月3日，全国高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题原本是讨论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培养革命接班人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以及改进和加强政治理论课教学等问题。但会议进行中揭发到人民大学教学中存在教条主义的问题。一时间，会议的炮火向着中国人民大学猛轰起来（参阅会议简报）。我校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除校党委书记孙泱外，还有两位教师：哲学系的王宇和我。面对会议的这种突发情况，我毫无思想准备，又不了解具体情况，不好发表意见贸然表态，因此，我一方面硬着头皮听，并及时将会议情况向系主任汇报。同时，我在会上发言从正面阐述了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几种不同理解和做法，即所谓“只讲理论派、给武器派、画龙点睛派”等。我认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针，首先要在思想上统一认识，正确理解这一方针的内涵，然后才能真正在实践上加以正确贯彻（见会议简报华北区第五期“高教”）。由于反教条主义毕竟不是会议的主题，批人民大学的教条主义也和批修正主义不合拍，所以炮轰两天也就过去了。虽然如此，但这次会议给人民大学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会议讨论了《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会后，中共中央批转了该意见。
荣幸的是，在这次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并合影留念。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心情十分激动。
毛主席同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会议全体代表合影
（照片局部）第4排左1为何沁
龙泉寺，党史系文革发源地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提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不改造不得了。”为了贯彻毛主席讲话精神，教育部、北京市委在1966年1月中旬先后召开会议，积极在高校推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学校党委为了贯彻会议精神，决定哲学、党史、语文等系到苏家坨、前沙涧、西小营等地半工半读。党史系被安排在龙泉寺。这是一个规模颇大的寺庙，坐落在半山坡下，供奉何方神圣我没有考证。寺庙虽然破败，但空房不少，我系师生住下绰绰有余。不仅有教室、宿舍、厨房，还设了图书资料室。寺庙右边有一块平地，作为师生开展体育活动和民兵练习射击的活动场所。
有一次，总支书记李焕昌（原是军队干部）在此环顾周围地形，感慨地说：“这真是一个打游击的好地方啊！”（这句话埋下以后因“子虚乌有”的“二月兵变”而挨斗的由头，我当时在场，因而也陪斗）寺庙前是一条河沟，上通山涧，沟上有石桥，桥下河沟曾经流淌着清澈的泉水，所以叫“龙泉寺”，现在，泉水没有了，成为一条干沟。虽然没有了泉水，但沟上密林掩映，枝叶低垂，仍然给人以清幽之感。过了桥，就是苏家坨农场，路两边是果树林。山下就是苏家坨村，学校在苏家坨盖了许多房子，设立了分党委，赵德芳任书记，看样子有长期打算。但是，我们在此没有安安静静上过几天课。1965年，国内政治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各个领域的批判紧锣密鼓地进行。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实际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导火索。1966年2月间，我们刚进驻龙泉寺，5月，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6月初，学校和系也乱起来了。
关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和感受。我翻阅了一些当时的材料、日记和抄写的大字报，联想到一些人和事，反复思考，想到“斗、批、改”三个字，心情沉重而复杂，“俱往矣”，还是“宜粗不宜细”吧！但是，对自己的言行，则要认真总结，从中汲取教训，这才是重要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的思想正如《人民日报》所说：“很不理解，很不得力”。说实在的，当时我真的不明白“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图。经常挂在嘴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没有真正理解。《炮打司令部》的发表，矛头指向，我更是“满头雾水，一身冷汗”。我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只是奉命从事，贯彻上级指示，上级错，我也错，不犯错误是很难的。当然，我如果多动脑筋，“谨言慎行”，有些错也是可以避免的。在龙泉寺，有三件事我记在心头：一是总支讨论开除某某的党籍，我举手赞成；二是我说某某是“大毒蛇”，这是对人家的严重伤害；三是写过一张大字报，试图用路线斗争分析问题，虽未指名道姓，但立论错误。
6月17日，全系奉命返回学校，参加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此告别了龙泉寺。回校以后，我就被打倒了，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漏网大右派”等大帽子，进行批斗，特别是在800人大教室陪李焕昌挨斗那一次，可以说，开了全校批斗大会的先河。此后，大小批斗会不断，撤消工作组，学校陷于无政府状态，秩序、法纪荡然。
这里,我必须说一件事:有一次,军人班的学员心血来潮,无缘无故把我拉去批斗,并要我站在一块横立的砖头上,难度很大,我摇摇晃晃，怎么也站不稳，个别学员还一个劲地吆喝。正在这时，牟建华路过门口，见此情景，马上汇报给工作组，工作组来人制止这种做法，强调要“文斗”。牟建华在关键时刻，使我渡过难关，我十分感激她。后来，工作组很快就被驱赶了，学校更乱了。
以后，经过红卫兵造反、大串联、破“四旧”、抄家、派别斗争、武斗以及所谓“斗批改”等等一系列动乱，直到革委会成立，军宣队进校，学校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军宣队进校后，我又被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交代问题”。之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相继发表社论，提出“三结合”、“正确对待干部”等政策，这样，一部分“牛鬼蛇神”相继获得自由，我也可以自由活动了。当然，这时上层斗争仍在激烈进行，下面也难以平静下来，不过，这时已不像“文革”初始那样的“大风大浪”和混乱了。
龙泉寺，党史系文革发源地
1968年年底1969年年初，我奉命参加了军宣队组织的大批判组，撰写大批判的文章，参加大批判组的还有黄达强等。
接着，我又被指派同王振书一起，陪同东海林清、吉野洋子夫妇到外地参观。东海林清原为日本军人，在东北为我军解放，“文革”后期被送到人民大学学习。东海林清在党史系，他的夫人吉野洋子在马列主义基础系，有两个女儿，一家都住在友谊宾馆。根据政策，他们在1970年被遣返回国。学校决定在他们回国前，带他们到全国各地主要是几个老革命根据地参观，再受一次教育。10月20日左右，我们就从北京出发了，先到湖南韶山、长沙，再到江西井冈山、安源等地，经杭州、上海、南京返回北京。
1970年10月24日，参观船山学社留影
（二排中为吉野洋子，三排左为何沁，中为东海林清，右为王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