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年底,我离开百花山返校，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去过百花山，但是，百花山、金鸡台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有一段时间，我常常“日望金鸡台，夜梦百花山”。据说，此地现在成了京郊的旅游胜地。
在大跃进中奔忙
1958年是全国热气腾腾的一年，也是盲目蛮干、大折腾的一年。这一年，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发动大跃进，大（小土群）炼钢铁运动，农业生产放卫星，人民公社化运动，大办公共食堂，深翻地等等。这些运动，我大部分或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如：我到北京重型机械厂劳动，学会用电钻在钢板上打眼；我还从工厂废料堆上捡一些旧工具，准备回学校后办工厂；我还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当过钳工和翻砂工。所有这些，使我体验了工人的生活状况，特别是长辛店是共产党早期从事工人运动的地方，邓中夏和一些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就在这里办过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所以，在这里劳动对我这个中共党史教师具有双重意义。
下半年，全系师生到四季青公社半工半读，主要是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边上课边参加深翻地的农业劳动。我和冯拾、杜维新带着一个研究生班，住在西山巨山村老乡家里，冯拾单独住，我和杜维新两人住在一个堆满麦秸、杂草，到处是蜘蛛网的小屋里，在公共食堂吃饭。何干之带领系本部住在西平庄。当时，除参加劳动和上课外，还开展农村调查，调查题目是：“人民公社的内部矛盾问题”（这个题目后来挨批）。
那时，我们也深受大跃进氛围的感染，满腔热情，干劲十足，投入各项活动。实际上，在当时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遇到一些问题，不是很快就能想得通，从政策上和可行性上也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的。有一次，我参加四季青公社党委讨论公社实行“十三包”问题，即公社对社员实行包吃、包住、包看病、包看电影等等，我想，这差不多是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了（有的就叫共产主义公社）。好是好，就是包不了。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公社党委书记邹鲁风（我校副校长兼），他在会议结束时说（大意）：十三包，有的目前包不了，如包吃、住、医疗等；有的意义不大，如包看电影。怎么办？要继续讨论。我回到系里将会议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也汇报了邹鲁风的话，并说“邹鲁风有水平”。后来，邹鲁风因领导人大和北大部分师生在河南鲁山等地进行农村人民公社调查，反映公社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庐山会议后，遭到错误批判，含冤自杀。我也因说过“邹鲁风有水平”而检讨。
“反右倾”和教学检查中的迷惘
1959年开始，党中央虽然仍然坚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等政策，但已着手修正大跃进中的某些做法，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注意综合平衡”，要“保留家庭副业”，要“敢讲真话”（毛泽东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精神）等等。但是形势很快有了变化，外部是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领导人单方面撕毁条约，撤走专家、带走图纸（1960年），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内部是庐山会议（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把按组织原则给毛泽东写信提出意见的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并说这是“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由此，又在全党掀起了一场“反右倾”斗争，天空又弥漫一层乌云。这次“反右倾”运动中，我们学校和系也错误地批判了一些同志。
1960年，中共中央为纪念列宁90诞辰发表三篇文章：《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的发表，实际上从这时起就开始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这年8月，中共党史系根据校党委的部署，“开始进行了以贯彻毛泽东思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中心的教学检查”，“这次教学检查运动是1959年整风反右倾教学检查和改革的继续。”运动一直进行到11月底，对讲义、教员讲稿、文章、学生笔记都进行了检查，归纳出问题后，进行批判，继而提出整改意见。
从系总支的《教学检查运动总结》中了解到，这次运动中被批判的主要错误观点有：①“美化资产阶级，宣扬阶级调和，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②“宣扬和平过渡的观点。”③“攻击党的三面红旗。”等等。同时重点批判了几个人。实际上，那时许多同志被批判的讲稿中的观点是正确的，有些就是中共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上的提法。因此，我深感，这次运动中错误的批判不仅在政治上伤害了一些教师，而且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后果，它将严重束缚教师们的主动性、开创性研究，影响教学的深入发展。我讲的课大部分是武装斗争，与“和平过渡”不沾边，逃过一劫。而我的老伴则没能逃出被批判的厄运。
这期间，还有两件事令我十分沮丧。
（1）我和妻子不明不白地背着黑锅。有人说我们有两个户口本，拿两份定量，欺骗组织，多吃多占。实际情况是，有个老师住在东风楼，那里不能报户口，他就把户口报在我们家（林园），他既没有同我们打招呼，也不向组织上讲清楚，这样，我们一直背着“吃两份定量”的黑锅。钱月香（我妻子）是户主，黑锅主要由她来背。困难时期，多吃多占，其罪大矣。但我们自己很长时间还一直蒙在鼓里。教学检查和“多吃多占”，对钱月香的政治生命的影响是深远的。
（2）灾难也波及到我的父母。困难时期实际从1959年就开始了，大跃进特别是大炼钢铁对农村生产力的破坏特别严重。我的家乡是平原地区，树木很少，大炼钢铁时，农民把家中能烧的木材都拿出来，把一些铁器甚至铁锅也拿出来，投入到小高炉中。我父亲在农村的住房，被公社幼儿园占用，1960年失火烧毁。我父亲来到北京，那时我母亲在北京照看小孙子，父亲诉说了乡下的情况，我不疼不痒地劝慰了他几句，其实，我那时根本不理解父母亲内心的忧伤和悲痛，也没有细心地做工作，安抚他们伤痛的心灵。父亲很快就返乡了，但父亲的伤痛却转移到了母亲的心中，我没有察觉。1961年3月8日，母亲突发脑溢血，倒在地上，大夫抢救不当，不幸猝然逝世。母亲辛劳了一辈子，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就仓促西去，使我有说不出的悲伤和歉疚。另外，我也不知道如何去安慰我的父亲，向我的弟弟们交代，悲伤只能深埋心底。
顺便说一件事。1956年，我的妻子调到北京工作，当时，二弟明宽也在北京工作。年底，妈妈来北京看望我们，没有停留几天就回乡下去了，可贵的是，留下一张难得的合影，成为一个永久的纪念。
家人合影
（前排左起：何沁、母亲；后排左起：妻子、弟弟）
参加全国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
从1963年开始，有三件大事相继展开：一是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展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大辩论（批修实际上从1960年发表三篇文章已经开始）；二是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三是在文艺、史学、哲学等领域开展大批判。总的目的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三者都影响深远，密切联系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一年，大部分教师去山西参加“四清运动”，钱月香到北京市房山县参加“四清运动”。系主任何干之准备并于9、10月间赴阿尔巴尼亚讲学。我因为有课并兼任研究生班班主任，校内还有学生，所以没有去参加“四清运动”。这年，我被任命为党史系党总支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