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何沁（左）和王振书在韶山毛主席旧居前合影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出“紧急指示”，即“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要求全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据此，学校也进行疏散。人民大学教职员工下放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家属也跟着去，基本上是彻底搬家。那时，我的第三个儿子何元出生（1969年1月1日）才几个月，也得带着下去，困难可想而知。正在为难之际，学校军宣队因我有任务（前述），可以暂缓下去，待任务完成后再下去。这样使我们有了缓冲时间，孩子暂时交给保姆看管留在学校，妻子钱月香一个人随大队先到江西余江去了。
1970年，老伴去江西干校，三个孩子由保姆照管
1970年年底，不知受哪一股风的影响，如“读书无用论”、“文科无用论”；也不知由哪一位上级领导拍板，中国人民大学停办了。据说，原决定教职工就地分配，但江西省安排不下人民大学几百名十七级以上干部，故而只能仍放回北京处理。教师返回北京后，以系为建制，分别分配到北京市有关高校（党史系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的校舍大部分被解放军二炮所占用。
我被分配到北京大学。这样，我就没有去江西干校，在我从外地参观回来，于1971年年初直接到北京大学报到去了。不久，妻子钱月香也被分配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这样，人民大学的生活就暂告一段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式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就这样被肢解，虽然，1978年又复校，但停办七年多，损失巨大，校舍和器材散乱，人才断档，教学、科学研究落后等等，所有这些，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够完全恢复的。
被任命为宣传组（处）长
1970年年底，我奉调来到北京大学工作。不久就被任命为政治组（部）宣传组（处）组长。
我是在北大处于一种艰难行进的特殊时期来到这里工作的。
一方面，这时已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宣传队进校，学校已经开始有秩序地运转，逐步恢复教学工作，1970年已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进驻北大的宣传队由三部分人组成:解放军8341部队（8341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共中央警卫团的代号）、63军的干部和二七机车车辆厂工人师傅。学校实际是在军宣队主要是8341部队的掌控之下，学校主要负责人是8341部队副政委王连龙。他手下有两员干将，都是8341部队的中层干部，一个是魏银秋,主管教务工作；一个是李家宽,主管政治思想宣传工作；各系都有一个8341部队的干部。北大8341的干部实际上又听命于迟群（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谢静宜（北京市委书记）。虽然迟、谢在8341部队中的军阶、职位都没有王连龙高，但他俩受江青的指使，所以权力也大，经常来北大指手画脚。各单位还有一定的63军的干部和工人师傅，以及北大的干部。
另一方面，这期间，政治运动仍然不断，“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一个接着一个，斗争也很激烈复杂。从这一方面看，学校仍然是动荡的，并不正常。
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北大工作的，又是做政治工作，脱离不开政治运动，因此，我虽然身在学术殿堂之内，却不能安心做学问，相反，我在北大这几年是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虚度光阴的。
刚来北大报到，我被分配到政治组宣传组（当时是大组套小组，后来改为政治部宣传处）。当时,主管政治组的是63军的郭宗林和北大干部韦禾、徐雅民，宣传组有63军的霍生杰和北大各单位（主要是中文系教师）调来的干部六七人。那时，还经常有一些刚“解放”的老干部，被安排在宣传组，过渡一下，再正式分配工作。所以，宣传组又是“藏龙卧虎”之地。宣传组除经常下系了解情况，写简报和组织全校的政治学习外，还主管校刊《新北大》和学校广播台。总的说来，虽然宣传组成员来自北大各单位主要是中文系的教师，但却是一个团结友爱、工作勤奋、富有朝气的集体。
1973年，北大政治部宣传处部分同志留影
新单位，又是北大，又是特殊时期，我也不了解情况，必须谨慎从事，我给自己定的行动准则是“多听，少说”。
我到北大宣传组报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野营拉练。事情起因是，1970年11月17日，北京卫戍区给毛泽东写报告，汇报卫戍区部队先后组织19个团实行战备野营拉练和野营训练的情况。11月24日，毛泽东批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立即掀起一个‘实行野营训练’的热潮”。北京大学闻风而动，1971年年初，立即组织全校教工、学员在京郊进行野营拉练。我正好赶上，还没有了解学校情况，就投入拉练。
拉练队伍浩浩荡荡，由学校出发，经顺义、怀柔、密云、延庆等县到达长城外的康庄，由此过八达岭，经昌平返回学校，绕了一大圈子，历时十多天。由于大部分教职工刚从“五七干校”回来，是经过劳动锻炼的，这点苦不算什么，所以整个拉练比较顺利，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收获是,走马观花地了解了京郊特别是远郊如延庆等县的民情,那里的农民生活还是很清苦的。当时正值冬季，又下了一场小雪，晚上睡在老乡铺着席子的土坑上，虽然生了火,但仍然感到又硬又冷，很不习惯，不少人还带回了一身虱子，算是拉练的纪念品。
宣传组的同志分散到各单位，随队前进，了解情况，晚上汇总，写出《拉练快报》，是很辛苦的。到达康庄那一天晚上，凑完情况，大家已疲惫不堪，七八个人，不分男女，横七竖八挤在一个炕上，头枕背包和衣而眠，第二天一早就又匆匆上路了。
拉练期间，正值我的痔疮发作期，走起路来痛苦不堪，加上又是上了冻的雪地，有点滑,更是难行。我咬牙坚持着，既不能掉队，也不能让别人看出我的痛苦样子，我力求像正常人一样背着背包泰然行进,同时还要跑前跑后，随时了解情况。
这是我到北大上的第一课，通过这次拉练，北大组织上也对我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毕竟我是一个刚到任的外来干部，别人并不了解我。不久，我被任命为宣传组组长。来北大被分配到宣传组，又被任命为组长，都是我始料不及的（分配到北大工作的原人大干部大部分为教师）。北大人才济济，为什么任命我这个党史教员为宣传组组长，事前事后都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也没有向我说明缘由，我也没有地方反映意见，稀里糊涂被推上任。我想，在那个特殊时期，大概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吧”！中文系教师宋柏年为副组长，他聪明能干，头脑灵活，又有文采，不久，被调到大批判组。当然，宣传组的实权还是掌握在宣传队的手里。
频繁的会议和夜生活
我开始工作后，首先要适应的是会议多和夜生活。在宣传队的带领下，党委机关的工作是很紧张的,突出表现在会议多。一天的上班时间分四段：上午8—12时、下午2—6时为工作和教学时间，晚上7：30—9：30为学习时间。9：30以后为党委开会时间，长短没有限定，有事就开会，讨论完问题为止，这是不成文的规定，经常如此，所以有人称之为“第四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