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西安到黄土高坡
再一位是体育老师，他叫苏金伞。关于苏金伞老师，我在后面的有关部分再做详细介绍。
教师状况虽然如此，但是，大后方的形势对我们还是有利的，这里的消息要比镇平、内乡灵通多了，不仅可以看到宝鸡、西安的报刊，连重庆的一些比较进步的刊物也能看到。所以，虽然身处偏僻的西北黄土高坡，但仍然能够了解到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感受到国家民族跳动的脉搏，使我们的思想不断发生变化，视野也开阔多了。这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两个“中国之命运”激烈斗争的时期。我一方面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高兴，满怀希望；另一方面又为国民党的腐败给中国带来黑暗前途而深深忧虑。
我们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很快办起一个墙报，命名《帆影》，刊登同学们的文章和诗篇，抒发感情，抨击时政，揭露黑暗，歌颂光明。墙报的出现，使死气沉沉的学校生活开始活跃起来，受到同学们的欢迎。所幸，学校当局也没有公开干预。
抗战胜利，迁往开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我们学校也立即启程迁往开封。
开封，当时的河南省会，北宋都城，有着辉煌的历史。北宋画家张择端在其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中，对北宋东京汴梁的繁华盛况有着极为生动的描绘，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对开封抱着巨大的好奇和向往，并以学校能迁到开封而高兴，对未来充满憧憬。
12月中，我们就启程，分批从我们驻地附近的一个小火车站上火车，沿陇海路直奔开封。路经宝鸡、西安、洛阳、郑州等大城市都没有停，相反，火车却经常在一些不起眼的小站停下，上水添煤，并在这里换车厢。由于刚刚胜利，铁路也是刚刚恢复通车，疮痍满目，时断时续，走走停停。乘客也很混乱，有一段路，我们和几个日本兵(没有武器)同车，他们没有中国军人押送，不知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车经过洛阳西宫时，大门口还站着持枪的日本兵，门上方还插着太阳旗，显然，这里的日本军队还没有缴械投降。有一次，火车停在一隧道口，据说前面正在清除铁道上的TNT炸药。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秩序还是相当混乱的。
我这一路最大的感受是艰苦，除了没有坐过真正的客车车厢外，几乎各种车皮、火车的各个地方我都坐过了。我坐过闷罐车、敞棚货车、平板车，还坐在车厢顶上通过隧洞。特别令我难忘的是：我曾和几个同学坐在火车头上那个大圆家伙(锅炉)两旁的铁板上，火车开起来风很大，很冷，震动也很厉害；人发困，想睡觉但又不敢睡；我们相互提醒，不要打盹，要紧紧抓住铁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真是难受极了，好在我们坐了七八站路就换车了，想起来真有点后怕。这也是一次难得的人生体验。
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开封，要在这里安家了，从而结束了颠沛流离的一章，开始了生活的新篇章。我们的新校址在开封城的西北角，离河南大学很近，与河南省三青团部同一个院子。据说，由于房子较少，还需要借用河南大学的大礼堂(礼堂内有几个大教室)上课，后来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但是不管怎样，总算又有一个落脚点，有一个稳定的“家”了。我还没有心思考虑下一步的事，详细了解学校的环境，浏览开封府的市容，而是归心似箭，放下行李，就急忙利用学校放假的短暂时间，回家一趟，看望经过战乱的父母和家人。
在学生运动中受洗礼
在开封的一年多时间(1946至1947年夏)，生活、学习道路也不平坦，在一定意义上说，斗争更加激烈尖锐。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广大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强烈愿望，悍然发动内战，因而受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抗。在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蓬勃高涨，成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其中，规模比较大的行动有：1945年12月1日，昆明学生的反内战运动，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广泛声援。1946年年底，因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事件，激起全国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1 947年5月20日，全国学生掀起更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遍及全国六十多个大中城市，持续了一个多月，成为人民革命斗争的第二条战线。这几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在开封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我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断断续续完成了国立黄河流域水利工程专科学校高职科学业的，并在学生运动中经受了革命洗礼。
1947年，何沁水专高职科毕业时
在此期间，我和一些志趣相投的同学成立了秘密组织“铀社”，出墙报《镭》（1946年开始仍然叫《帆影》，报纸上有报道，后来改为《镭》），主要针对当前形势和学生运动发表感想和评论，在当时斗争很激烈的情况下，自然会受到人们的注目。这时，学校的政治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除一些暗藏的国民党特务、三青团骨干分子在活动外，特别突出的是：学生中有不少是从青年军复员回来的，他们当中有一些也成为国民党在学生中的耳目和眼线。有一个和我关系不错的从青年军复员的同学就曾忠告过我，要注意自己的言行。我当时认为，他对我的提醒还是善意的，并没有在意。
这里特别需要书写的是我和杨怀伸同学的关系。杨怀伸是河南内乡人，在水专比我低一班。在开封时，他是高职科的学生自治会主席，人很正直、实诚、能干，思想进步。他大概经过观察，认为我是他的同道者，所以，经常找我聊天，交流看法，并邀我参加学生自治会，担任文艺干事。
在1947年春，我们有两次长谈，地点就在河南大学铁塔旁。第一次谈话内容大致是说，他已加入一个秘密组织，目前正在接受这个组织的考查，联系人是一个名叫“力行社”的组织的成员“老李”。毫无疑问，他所说的秘密组织其实就是共产党地下组织。我很感谢他对我的信任，并表达了我对解放区的向往之情。这次谈话还提到一件事，他正在组织几个学生(男的是杨的同班同学和同乡，一个女的是开封市人)，由地下联络员负责护送，经安阳前往豫北解放区，因为能否成功尚无把握，所以这次不考虑让我去；另外，他认为我马上要从高职科毕业了，先完成学业再说。第二次谈话，主要内容是，他说去豫北解放区的事已失败，在安阳(处于解放军包围之中受国民党控制的城市)受阻，几个男学生已返回开封，那个女的被扣，后经营救，也被释放。可是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女的是为了逃婚而投奔解放区的，临行时，没有证件，杨怀伸就把自己的学生证借给她使用（听他这样说，我觉得太冒险）。这样，女的被扣，就把杨怀伸暴露了。我听到这种情况后，劝他立即躲避一下，以防不测。他说：“我准备尝试一下铁窗的滋味。”他十分淡定，沉着中有点天真，我当时也没有斗争经验，估计不到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不知如何说服他。后来，他果然被捕了，他在敌人的酷刑面前表现得十分坚定和英勇，但却因对敌人的凶残本质认识不够而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都太年轻了，真可惜！
1947年5月，国民党在南京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了“5·20”血案，激起全国学生大规模的抗议，开封的学生计划在6月2日举行罢课、游行，以示声援。但开封的国民党军警却提前下手，于6月1日(河南大学是5月28日)在全市实施大逮捕，这天上午一早，我们学校就被国民党军警严密封锁，对教室、宿舍逐个进行搜查。当时一位好心的同学悄悄告诉我：“听说你也上了黑名单，赶快躲一下。”他还主动帮我转移了我的革命书籍(后来我离开开封时，这些书都送给他了)，我当即来到操场上的人群中，这里许多学生在打篮球、排球，是很好的掩护。国民党军警对我们学校的搜查到中午结束，据说只逮捕了杨怀伸一个人。（报载，本日及5月28日全市共被捕九十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