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我提前一年从外交学院毕业，只用了4年时间就学完了5年的课程。之所以提前毕业，一是因为我自己想要毕业，二是因为学院对我的成绩也有所肯定。我这算是稍稍松了一口气，我没有辜负组织上对我的培育和希望。
我的毕业证
回顾我这十几年的求学经历，我之所以能够学有所成，首先因为有党给予我们的压力和动力。我们是党培养的，不能辜负党的期望。重担在身，职责所在，我辈理应奋起努力，学有所成不是目标，而是我们这些为党所培养的人必须达到的底线。
其次是家庭环境使然。我们家虽然粮食不够吃，但哥嫂们仍然被送去上学。我们家人勤劳，父母也一直鼓励我们上学，这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再次就是我个人特别爱学习。我也曾干过农活，干农活累，学习也很辛苦，但我就是喜欢学习，爱学习，而且愿意在学习上下功夫。正因为我爱学习，组织上看到了我的勤奋好学，因此才会培养我，这也是我能学有所长的原因之一。
人主要还是靠后天努力才能成才。那时我们这些学生都有愿望，渴望成才，并且一心去追求。在我们看来，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这是我们当时的心态。我们有追求、有理想，但是也知道不会“天上掉馅饼”，还是要靠艰苦付出达到目标，这是大家共同的信念。
虽然我当时很努力，但实际上我没有想过以后，也没想过有朝一日我能当上大使。我一定会努力，我会不示弱，但是没有野心。以前家里没饭吃、没有衣穿，现在党和国家给我提供学习机会，还给我助学金，保证我衣食无忧还有学上，我已经很满足了。在我的想法中，我是党培养的，党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我一定会做好。
任科员
毕业后，我接到组织通知，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我想：终于开始工作了，我可以为党做点什么了！从1948年参加工作开始，党对我不遗余力地进行培养，给予最大的照顾，如今学成归来，是我回报的时刻了！
当时外交部位于东单外交部街段祺瑞执政府的外交部旧址。我被分配到了外交部欧非司的非洲科，那时是宦乡任司长，我们的科长是刘英仙，是山东人，副科长是戴佩臣。
那时非洲和中国建交的国家非常少，北非只有埃及，西非国家中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是第一个和我国建交的国家，柯华为第一任驻几内亚大使。虽然大多数国家没有和我们建交，我们仍要了解各个国家的情况，因此我进入欧非司非洲科后，就主要负责刚果民主共和国、即刚果（金）的有关工作。刚果（金）原来是比利时的殖民地，称“比属刚果”，1960年6月30日宣告独立，卡萨武布任总统，卢蒙巴任总理。1965年，蒙巴托发动政变，自任总统，首都也改名为金沙萨，这也是“刚果（金）”这一称呼的由来。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周总理和陈毅外长出席会议。万隆会议后，亚非各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独立运动，这些国家也相继与我们建交。1959年10月，我刚到非洲科时，领导了几内亚独立运动的总统塞古·杜尔就宣布与我国建交了。然后是恩克鲁玛领导了加纳的独立运动，1960年7月1日加纳独立，7月5日就与我国建交。随后是马里。至此，非洲“加、几、马”三国与我国相继建交。
1962年，摄于上海
1963年年底，周总理开始出访亚非各国，原定出访8国，后来改成14国，访问的同时就和这些国家建交。我亲身参与了这项工作。总理出访的演讲稿、一些参考资料和有关文件我参与了编写和起草，所以我对出访的情况可以说非常了解。那时我和另外一位女同事沈晓华（主管马里）晚上在办公值班室里通宵守着，访问团一天24小时随时可能打电话回来，所以晚上没事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睡觉，就一人拿一个毯子盖着休息。后来为总理出访这件事专门出版了一本书——《亚非人民反帝团结万岁》，主要内容是总理访问14国的有关讲话、公报等文件，里面还收录了周总理提出的“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八项原则”和“中国处理同非洲与阿拉伯关系的五项原则”。
这次出访在中国外交史上具有历史和战略性的意义，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次出访成效非凡，我们不仅与多国建交，还给他们提供了不少经济援助。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有的甚至说我们是打肿脸充胖子：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百废待兴，自己还很困难，不应该再援助别国。现在看来，毛主席和党中央高瞻远瞩，几十年来我们在非洲所做的一切并没有白做，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了中国的“铁杆”朋友，他们对我们感激不尽，也尽心尽力支持我们。毛主席曾经过，我国能够回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非洲这些“穷朋友把我们抬进去的”。
当时我们的办公室只有20平方米（里外两间），属三处（全司共有四个处）。我们有十几个人、十几张桌子和板凳，房间里都快被塞满了，桌子靠桌子，任何人都是背靠背办公，一个人要进出，所有人都得站起来。地方不够，我们放档案、资料的柜子只好放在走廊里。1979年我调任驻马达加斯加，离开后不久，三处被分为了两个处，即三处和五处，五处搬到8层，三处仍留在2层，非洲司4个领导的办公室也只有二十多平方米，司长办公室也只有一张能坐下三人的沙发。当时虽然条件不是很好，工作辛苦，但没有人叫苦叫累。那时每个处配有3至4个竹条编的热水瓶，那时谁先到办公室就抢着去打开水，抢着打扫办公室的卫生。每天晚上还轮流值班，值班者晚上每人补3两粮票和5角饭票作为夜宵，条件和现在根本无法相比。茶杯都是自备的，同志们把用过的水果罐头或空玻璃杯带来作茶杯用。因怕烫，有的家人用布料或塑料丝等材料编成瓶套，这也成为了各机关单位、学校乃至社会上的一种普遍新时尚。虽然条件相对比较艰苦，但能为党、为人民工作，大家都甘之如饴。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我尽自己所能去回报党和国家，我和我的同事一起努力工作，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奋斗着。
我们三处主要负责西非一些国家和地区，其中有加纳、几内亚、马里、象牙海岸（后改称科特迪瓦）、尼日尔、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塞内加尔、多哥、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冈比亚、上沃尔特（后改称布基纳法索）、达荷美（后改称贝宁）、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共15个国家。我们基本上一人管一国，再加上一正两副的处长，全处一共17人。20世纪70年代后，我任处长，副处长是金森和马杰先，科员先后有陆苗根、安永玉、张世华、孟宪科、龚根生、李长善、孙治荣、何金才、赵永和、关金地、尚爱莲、黄惠英、周善明、赵玉玲、许镜湖、汪岗令，后来还有吴法顺、马骏等同志。他们的中、外语水平和政治素质都比较好，相互关系都比较协调，合作起来热情有序，工作起来很努力。
任秘书
1960年7月，我工作了一年之后，从科员改做秘书，之后在秘书的职位上干了四五年。我主要管理司长接到的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驻外使馆的文件和各处办理的案件。
那时司里有四个领导，一个正司长、三个副司长，司长是何功楷，副司长是温业湛、周明基、李亚行。此外还有一个专员和两个秘书，秘书是管机要文件的。我前后担任过三位司长的秘书，分别是西亚北非司司长王雨田、何英和非洲司司长何功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