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语最难的是动词变位。法语十分严谨，所以在涉及法律问题时，往往会使用法语。一个词就一个意思，这是我学习法语的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就是当时实行口语考试。对我来说，法语难背也难写，但主要是口语的困难。上了大学，我们不仅有笔试，也增加了口试。当时进行教育改革，所有的课程基本都采取了口试、面试的方式，这也是一大困难。第三个困难就是我的词汇掌握得比较少。
有这么多的困难，而学习方法只有一条——苦读、死背。我们那时就是不断地读、努力地读，我们这些人有一点想法，就是：你1遍我10遍、你10遍我100遍，我们10倍地付出。我们不受任何干扰，周末也在背书。我到哪儿都带着卡片、小本，上面记着单词，走到哪儿背到哪儿。我们的老师都是老教授，教学经验丰富，对我们也很耐心。他们知道我们学习比较困难，所以不厌其烦。我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把自己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
通过努力学习，我的成绩也比较理想。我们的成绩分为“不及格”、“及格”、“良”和“优”四个等级，我从来没有得过“不及格”，大部分时候是“及格”或“良”，有时考好了也能得“优”。
我们要上5年大学，学5年法语，但是从学校出来之后还是不能用法语交流，开不了口。我们这一批学生毕业时，时任院长的陈毅元帅看到这种情况大发脾气，他说：“外语为主！外交官到国外不会说话，开不了口，不行！”为此1955级的学生都留校多上了一年，即上了6年（我于1959年提前毕业，比其他同学早了两年）。之后的教学模式都改成了以外语为主。但是由于我们是第一批学生，一切都是在摸索，因此走了很多弯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都不懂外交官的概念是什么，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政史类学习
除了外语以外，我们还要学很多政史类的知识。这些课程对于我也有不小的困难，首先是任务繁重，其次是科目繁多。我们每两个星期就要写一篇作文，基本上都是写政论性、历史性的文章，此外就是文学性的作文，比如我们要读高尔基、莫泊桑的作品，然后写一些感悟类的作文。上了大学，我们接触到太多的新东西，真的是“学海无涯”，对我来说，这些知识很新鲜，但也需要很努力才能完成学业。
当时学院的目的是要培养出所谓的“万金油干部”，为此“文革”中陈毅还受过批斗，但他说：“我们就是培养万金油干部。”在我看来，所谓“万金油干部”，是说外交官什么都要会一点、什么都得懂一点。外交这行要求从业者素质高，有礼貌，懂得法理、法规，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另外外交官要对语言和文字有较高的敏感度，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三教九流，都要有所涉及，这是当时我对“万金油外交官”的理解。
1958年，陈毅副总理来学院视察（资料）
老师与同学
外教老师、外国留学生
我们那时的外籍教师主要来自苏联，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就是我们的顾问，还有好几个外籍教师。我们还有很多留学生，俄罗斯的学生最多，还有来自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学生，都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因为我是党员，组织上让我负责帮助匈牙利的留学生补习中文，一个叫包多金，一个叫乌伊金，另外有波兰留学生罗文，还有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学生，他们跟我的关系都很好，都非常喜欢中国和中国的文化。
印象深刻的外语老师
我们的老师都很有学问，好多都是教授，有国内的，也有从国外回来的。特别是外语老师，他们都是解放以前就参加了教学工作，年纪比较大，对我们也尽心尽力。我以前对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法一无所知，所以我考试时很紧张。我们考试是上课面试，老师当堂发问。第一次考试是国际关系史，第一个叫到的就是我，老师还没问我就懵了。当时一共问了6个人，老师给我们的都是“优”，老师也知道我们第一次考试紧张，他知道我们是用功的，虽然没有考好，还是给了“优”，其实是鼓励我们。当时恰逢全国改革，由原来的百分制改为五分制，如果当时是按百分制来算的话，我至少及格没问题，但是老师给了我“优”，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特别高兴！我更加拼命地学习，我也问心无愧，一直在努力。我知道时间宝贵，我很珍惜学习的机会。
我对教我们外语的老师印象非常深，第一个就是萨溉东，他的性格很活跃，总是笑嘻嘻的，很随意。他给人的感觉很和蔼，但教书很认真，一点也不放松。还有一个老师叫郭道成，他也是教口语的，是上海人，解放前在洋行里工作。郭老师眼睛不太好，眼镜度数很深，讲话声音有点像男高音。他年纪较大，早年在上海法国洋行里工作。还有韩爱莲老师，她是女教师，也是教口语的，是从法国回来的一位教授。
1957年，周总理来到外交学院（资料）
我和同学们的关系
我那时很腼腆，但很喜欢交朋友，因此同学们和我的关系都比较好。我很愿意帮别人做一些事，大家就更愿意和我接触了。
我虽然很老实，甚至可以说有些自卑，但我不招惹人也不怕人。我的脾气比较倔，若是礼尚往来，我会非常谦和，但若是有人瞧不起我或是欺负我，我也不会和这种人继续交往。那时我是班长，另外在同学中资历相对比较高，因此大部分同学都还是很尊重我的，我也和大家相处得比较好。
1959年5月，与同学摄于外交学院
（右起：我、王昌庭、顾健、刘铮、仇玉林、顾家骥）
身兼数职
刚入学还未分班时我就被指定为班长，后来又被指定担任学生会主席和支部书记，但我也不明白是为什么。后来我想，可能是组织上对我之前的经历和背景有所了解，我很年轻，又是调干生，参加过革命，家里也是贫农，综合考虑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要做学生会主席和支部书记需要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但我的性格比较内向，班里有时开会，或是要向同学们传达上面的文件和重要讲话、指示，作为学生干部，我是要到礼堂或教室的台上去讲话的，但我不好意思，感觉非常困难，我本来普通话就讲不好，一紧张更说得结结巴巴。
担任这些职务不是我的长处，我的性格也不适合。但组织上信任我，让我担任这些职务，我也因此得到了锻炼，对我性格的改善和以后的发展很有益。
学有所成
刚上学的时候，我对要学习的知识都不太懂，感觉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根本学不完，真是“学海无涯”。在外交学院的学习期间，我最大的收获是视野开阔了，知识增加了，思想觉悟也大大提高，这对我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从原来那个老实的、不敢说话的农村孩子转变为即将有所作为的青年。现在回想那段学习经历，我从刚上学什么都不会到毕业，感觉充实、提高了不少，信心也增强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