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就和科员有很大区别了。做科员时具体主管一个国家，有的人要管好几个国家，对这个国家的情况就要比较熟悉，起码要了解基本情况、掌握动态。做秘书时接触的范围则更加广泛，除了为司长服务以外，年终时还要把一年的文件汇集成档案，最后送部档案馆保存。
1971年至1979年，何英由亚非司司长调任主管亚非地区的副部长，我也随他任他秘书，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我也把秘书工作当作一个学习的机会。筛选文件对我来说是一种锻炼，我得挑出急需处理的案件和重要的文件，这也是一种能力，另外司长对文件的批改也大有学问，我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有的时候哪怕改了一个字，整个文件一下就不一样了。何英副部长虽然学历不高，但组织领导能力和政治经验丰富，概括能力也很强，讲起话来很有水平，提纲挈领，切中要害，我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另外，在担任司长秘书期间，我多次随同何英副部长出访，也多次随他陪同亚非地区来中国访问的总统、副总统和外长等。我扩大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学到了很多。正是这段经历，让我从一个内向的农村人真正转变为能够为新中国贡献自己力量的新青年。
进入综合组
1964年，由于和我国建交的非洲国家越来越多，西亚非洲司下辖范围越来越大，因此撒哈拉以南非洲单独成一司，为非洲司，另有西亚北非司，下设一处、二处、三处，除此之外还另有一个综合组。综合组里当时只有两个人，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位孔繁农，我任组长，继续兼职任司长秘书。我们主要负责各个处管不着的文稿，起草年终总结、报告，司领导讲话带有综合性的文稿等多数由我们负责起草。后来，老部西楼主楼因人多、房子少，西亚北非司搬到工字楼，当时司长是陈楚，副司长是林兆南，孔繁农留在非洲司，我被分到西亚北非司。
对外交事业认识的深化
上学的时候，我对外交工作的理解是非常浅显的。那时模模糊糊地知道：国防和外交是国家的两大支柱，外交这一行是神圣的，西方都是贵族阶层才能涉足。那时，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行业是很光荣的，也会让外人羡慕。
等到真正参加外事工作后我才明白外交工作的学问到底有多深。我们要做调研，做形势分析，研究外国的国情，对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方面面都要了解。一旦这个国家发生大事，我们要在第一时间上报。我们在国外使馆搞调研工作，首先要了解驻在国情况，同时也要及时了解国际和国内大事。当时总理对外交工作者的要求十分严格，他要求每一个外交人员都要首先“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对主管国家的熟悉程度要达到成为“一本活字典”。因此我们主管一个地区的副部长和司长、处长每天提心吊胆。周总理都是晚上办公，白天上午休息，某个国家或地区发来文件，总理常会半夜将部长、主管司长、处长或科员叫去汇报情况，因此我们每人身边都带一个小本，牢记每一点细节。每天工作这样繁忙，那时我也特别瘦，最胖的时候也没有超过100斤。周总理严谨、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影响和培养了不少干部，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
人员组成
1965年，我开始了自己的驻外生涯。1965年7月19日，我国与毛里塔尼亚正式建交，同年9月，我作为三秘出使毛里塔尼亚。
驻外使节等级森严，分为大使、公使、参赞、一秘、二秘、三秘、随员，一共7级，大使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大使的正式称呼是特命全权大使，大使的任免程序是由人大常委会提名并决议，通过后由国家主席任免。公使享受大使的待遇，但并不同于大使。参赞则是由国务院总理任免，后来改为由外交部长任免。外交官都持有豁免护照，享有豁免权，各国外交人员都是如此，这是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是外交人员的权利。
当时，我们使馆主要外交官一共只有三个人，首先是大使吕志先，他是广东人，当学生时就领导了当地的学生运动，而后秘密加入共产党，跟着万毅将军在东北活动。他很勤奋，也很朴素，为人亲和、平易。他个子不高，会游泳，而且水性很好，在大西洋海水很深的地方都敢畅游上百米。他调到外交部前曾任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和浙江大学校长，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一秘是卫永清，他是燕京大学也是南京大学的毕业生，新中国成立后即在印度当三秘，他后来曾任驻委内瑞拉、肯尼亚大使及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等职。他的很魁梧，走起路来眼睛直视前方，很有气派。我是三秘，是使馆里最瘦小的。全馆三个党员也只有三个外交官，大使抓全面，卫永清管办公室，我分管研究室，我们三人组成了一个党委会。我们的法语翻译是安惠侯，他年轻，有朝气，中、外语水平都不错，工作也很努力。过了不久他就被提为随员，后来曾任驻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大使和外交部亚非司司长，并成为中东阿拉伯地区的专家。
我们使馆虽然刚刚建立，但是可以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了上述几人外，还有会计、机要员、报务员、电工、司机、厨师。我们的厨师很胖，红光满面，是个南京人。大使个子不高，也很谦和，着装也很朴素，外人看来不像大使，反倒经常把厨师当成大使，特别有意思。
出发
我们是分批次去的，第一批人已经到了毛里塔尼亚，找好了馆舍，我和大使还有一个司机是第二批走的。我们从北京出发，先到莫斯科。那时去往外国唯一的通道就是取道莫斯科。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穿着西装，脚踏皮鞋就上了飞机。由于是第一次飞行，我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
到莫斯科这一段行程我们乘的是伊尔－18飞机，这是我国最早使用的领导人专机机型，周总理出访亚非14国乘坐的就是伊尔－18。虽然飞机是当时最先进的，可我从没坐过飞机，途中遇到气流颠簸，我又紧张，还是难免晕机了。一下就吐了出来，弄得狼狈不堪。
终于到了莫斯科，我们在那里休整了5天，办理手续，等候飞机。在这期间，我们到了红场，看了克里姆林宫，也参观了列宁墓。当时苏联的经济情况很不好，我们在飞机上只能吃马肉，很难下咽。
5天以后，我们坐上飞机，飞往巴黎。毛里塔尼亚原先是法国殖民地，因此要想去往毛里塔尼亚及其他曾经的法属殖民地，必须经过法国巴黎。我们从罗马尼亚上空飞过，途经意大利来到巴黎。在巴黎时我们也是住在大使馆官邸，当时的中国驻法国大使是黄镇，他夫人叫朱霖，法语翻译是蔡方柏和赵宝珍，这两位后来都成为了大使。我们在巴黎也待了四五天，黄镇大使请我们吃了饭，主菜是法国最有名的烤蜗牛，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巴黎几天，我们也四处游览，先后参观了卢浮宫、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几乎巴黎所有的名胜我们都游览过了。巴黎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艺术之都，是美的典范。当时卢浮宫前还没有贝聿铭建造的玻璃金字塔，但仍然美不胜收，里面收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宝收藏也令我大开眼界，如油画《蒙娜丽莎》、雕塑《维纳斯》等。
我们还在巴黎买了使馆必须使用的收录机、油印机等多种设备，我还给我妻子买了一块金表，到现在还在家里。当时我们飞抵巴黎后一切都感觉很新鲜，感觉那里十分现代、发达，环境也很整洁。那时也是刚刚出国，见识不多，所以非常好奇。
要从法国乘飞机到毛里塔尼亚首都，我们还要到法国南方的波尔多办理出入境手续。随后又乘上飞机，我们终于要飞抵目的地——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