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7月份，我参加了高考，考试地点在扬州，是在苏北当时唯一的大学里，那儿的条件比较好，校舍也是新建的。这是最终的检验了。考试完就只能等着，那时我真没把握，怀着忐忑的心情等通知。我在班里成绩算比较好的，年纪也算比较小的，还没有后顾之忧，那些已成家、拖儿带女的同学压力就更大了。
在焦急与不安中，结果终于揭晓。我们班的情况还不错，大多数人都考上了，而且大都考上了重点大学，有北大、清华、北京外语学院、上海复旦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理工大学。我考上了外交学院。我们班的同学平均年龄最小，文化基础相对比较好，能考上的人相对也比较多。我们班也因此成为集体荣誉班，这一届一共有两个荣誉班，我们就是其中之一。
1955年7月，扬州苏农速中三（三）和二（二）两班荣获集体荣誉班纪念 （最后一排左一是我）
速成中学像家一样
这时还有一件比较遗憾的事——我本来是可以去苏联留学的。还没毕业时，北京曾派人到我们学校，选拔学生到苏联留学，因为我是“红五类”——贫农出身，家庭成份比较好，学习也很刻苦，人也很老实，所以被选中。但是很遗憾，那时我患了砂眼，经检查已经3度，没有被选上。
赴京之旅
考上外交学院之后，我没有回家，从扬州直接去了北京。那时我的家庭比较困难，父母也都相继去世。所有的路费都是国家出的，我们这批扬州的学生要到南京坐火车，扬州在江北，南京在江南。那时没有长江大桥，过江都要坐轮渡船，起码1个小时，特别慢。
上车时我们碰到了一群人，他们是从上海考进外交学院的学生。这个车厢让他们包了，不让别人进，他们说：“这是我们上海的（学生包厢）。”我们上车时说了我们也是考进外交学院的学生，他们说：“那进来吧。”就这样我们一路同行，互相成了好朋友。当时上海考上外交学院的有二十几个人，那年本科一共招了75个新生，来自北京、上海、扬州三个地方。
我们每到一个车站都要买当地的特产、小吃，比如到济南买高粱饴糖，到天津买麻花、狗不理包子，到德州买扒鸡和西瓜。以前的火车每到一站都可以下车休息5到10分钟，时间比较充裕，所以也能买些东西，现在火车中途停车时间较短，就不行了。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车开得很慢，过了很长时间，我们终于到了北京。
对于我来说，北京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这里到处都是城墙，这是我在农村不可能见到的，这是我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另外，我感觉北京很荒芜。北方和南方完全不一样，我的眼前全都是灰色的，天昏地暗，而我习惯的是一片绿色，是一个个水塘和河流、小溪。
入学后的情况
1955年，外交学院从人大外交系独立出来，我们是外交学院建院后的第一批本科学生。当时新校舍还未建成，学校暂时设在西苑，借用的中央调查部的房子，靠近颐和园。到了北京，学校派车把我们接到了校园里。1956年3月，新校舍建成，我们搬到了展览路上，位于阜成门以西的百万庄东口，之后就一直在这里学习生活。我们本科是五年制，专修班的同学则是上两年或三年。
到了学校，我们还没有分专业，当时本科生一共75人，我们也没有分班，就在一个班里。这时我还是很兴奋的，没想到自己真的上了大学，成为一名大学生。我还被任命为班长。由于没有入学限制，那时我们班上最小的同学只有16岁——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人往往上学也比较早。
1956年，外交学院主门前，这块牌子是周恩来总理亲自题写的
除了本科生外，学校还有专修班，他们是调干生，带工资。而我们都是纯粹的大学生，是自己考上的大学。我们本科生里也有少数调干生，我虽然是自己考的大学，但也算是调干，国家给我们提供助学金，而其他学生则完全是自费上学。助学金分等级，和评级挂钩，我是19级，助学金是三级二等，有五十多元钱。当时我们的条件还是不错的，多数大学院校的学生吃饭都是站在桌子边上吃，我们学生少，所以都有凳子坐，可以坐着吃饭，饭菜也有小炒。那时有钱的学生就靠家里寄钱，有的家里情况不好，确实不容易，学校就给予他们程度不同的助学金，有的同学也来向我借钱。
我们班一共有6个女同学，其中有3个是上海的，1个是天津的，还有1个是北京的。杨洁狄、范慧娟和陆慧娟都是上海姑娘，范慧娟和陆慧娟在上海时和我妻子是同学，她们都是上海第六女中（即金陵孝明中学）的，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后来我的妻子考进北京邮电学院，她们两个上了外交学院。范慧娟表现优秀，1960年毕业后分到了外交部工作，后来曾被任命为驻爱尔兰大使。
分班
开学后不久，我们本科生分为三个班，英语、法语、俄语各一个班。我们完全是由学院统一分配，由学校安排，个人想换也不行。我们学习基础知识的课程都是大课，在阶梯教室里开设，外语则是三个班分开上。那时一堂课也是45分钟，一周仅有4节外语课，其他全是大课。
我学的是法语，当时大部分人还是愿意学俄语。说老实话，法语不大好学，而且当时英语在全世界通用，俄语是热门，法语只有在非洲使用——法国8个殖民地国家都在非洲。我们法语班大概有十几个同学，大部分是扬州人。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工作后级别最高的是王昌义，还有江康、吕岳、吕永昌、钮轩等，扬州的同学大部分来自扬州中学，我们工农速成中学的只有3个人。
除了法语外，我们还要学习国际公法、国际私法、联共（布）党史、中国革命史、国际关系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国际外交史、世界经济地理、世界文学史、逻辑学等诸多课程。这些科目本科必须学，另外还有选修课。
那时大专院校的教学模式都是参照苏联制定的，我们也不例外。苏联的教学模式与传统、典型的中国式教育模式明显不一样，老师在上面讲，我们在下面记，讲多少就记多少。我的笔记本不知道用了多少，有些记不下来，就向别人借，拿回来对照。我们就回去再抄一遍。有时候老师讲得快，有些内容记不下来，我们就找脑子快、记下来的同学对笔记本。那时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股劲，不知道辛苦也不知道疲倦，就是死记硬背。可背是背下来了，上课老师一考，吓坏了，又忘掉了。现在回过头来想，那时候真挺有意思的。
我感激党和国家对我不遗余力的培养，如果没有这次上学的机会，我可能仍在县里工作，一辈子只待在江苏。不论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还是为了报效祖国，我都没有理由不好好学习，甚至没有理由不拼命学习。那时和我一样的同学们都抱有这种想法，我们真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
法语学习
那时，外语算是辅课。当时的外交学院主要培养初级外交官和中级外交官，而外语学院是培养翻译的。因此外语学院培养出的学生都可以自如地用外语与外国人交流，而我们从外交学院出来的就不行，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会看懂报纸。那时高级别外交人员，特别是大使，即便懂外语也要带翻译。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外语并不是主要课程。
虽然外语不是主课，要求没有那么严格，但我从来没见过洋文，学外语对我来说太困难了，但那时硬是一句一句地背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