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洲的援助
非洲地区长期为欧洲殖民地，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落后，都很贫困。毛里塔尼亚根本没有工业，当地人都以游牧为主，也仅在南部距塞内加尔河约10公里左右有点刀耕火种的农业，种植的作物也只是些玉米。塞内加尔河是非洲较大的河流之一，也是塞内加尔与毛里塔尼亚的界河，来到毛里塔尼亚，我们首先想到要帮助毛里塔尼亚在河岸上种植水稻。
在援种水稻之前，我们遇到了第一个难题。台湾的“大使”走了，但他们的“农垦队”还留在那里，因此我们建交后首先派出了农业技术组，取代了台湾援助的“农垦队”。
当时毛里塔尼亚的种植技术也非常原始：在地上用木棍挖一个洞，放上两粒玉米，这就算种上了。不施肥，也不除草，种下以后就靠天吃饭，产量很低。我们在毛里塔尼亚援种水稻，是我国对非洲援助最成功，也是最艰苦的一个项目。
塞内加尔河有10公里左右的宽度，沿岸是毛里塔尼亚主要的粮食产地，一直延伸到内马，其他地方就只有沙漠了。我们就在罗索郊区建立了姆颇利农场，帮助当地人种植水稻。种植水稻能够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不再只吃羊肉，也能有效地解决温饱问题。但水稻的种植条件要求很高，当地农民甚至没有见过水稻，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在毛里塔尼亚开垦稻田的项目是由国家农业部派的农业组负责的，他们来自江西省农业厅。他们首先考察，后开挖水源，移植树木，又搞了试验田，育苗选种。利用这块示范田给当地农民培训，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灌溉和管理、种植。经过多年的努力，农场终于建设起来，水稻也开始在毛里塔尼亚广泛种植。建馆头几年还没有设经参和外贸经管人员，主要由使馆管理。
除了农业组外，我们也向毛里塔尼亚提供其他方面的援助。我们多年来派遣援助医疗队，先后去了20批，每批35人，全部来自哈尔滨，他们在毛里塔尼亚的基法和内马建立起医院，在努瓦克肖特建立起一个医治中心，负责针灸培训。1967年，中毛建交的第二年就派来了第一批医疗队，先期来了两个人的考察组，一位是卫生部外事局的赵同斌，一位是黑龙江哈尔滨某医院的院长毛树林，我带着他们在毛里塔尼亚东北的基法和内马实地考察。
1965年我们刚到的时候还给当地妇女促进会捐过款。除了援助之外，我们的艺术团体和其他团体也多次造访：1966年，由胡启立率领的中国青年代表团来访，在当地进行了演出，后来云南的歌舞团也来了，这次来的人更多，来了几十人进行了访问演出。
1966年2月，大使馆人员会见由胡启立率领访问的中国青年代表团
（前排：左一为安惠侯，左三是我，左四为胡启立，左五为大使吕志先，右三为一秘卫永清，右四为时任团中央青年处长；后排：右一为彭锡冲，右二为张继双，右五为张英杰，左四为译员夏守安）
1966年6月，我（前排右五）与大使吕志先（前排右七）和大使馆人员会见中国云南民间艺术歌舞团
大使两旁是艺术团的正副团长，前排右五是我，右四为张继双，右三为安惠侯
我们还向毛里塔尼亚出口绿茶和纺织品。绿茶对于当地人来说是很新鲜的东西，当时他们都是依照法国人的传统喝红茶，根本没见过绿茶，但西非地区国家的人很喜欢喝绿茶。我们出口的纺织品则以麻布的白袍子为主，这种袍子可以多用，不沾沙子，一抖沙子就掉下来了。这两样出口品很快就在当地热销，后来也在非洲多个国家推广开来。
我们的对非政策
我在外交部工作的这几十年里，我国对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始终变化不大。20世纪50年代，万隆会议召开，我们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亚非国家先后实现民族独立。60年代周总理出访亚非14国，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处理同非洲与阿拉伯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八项原则”。
中国处理同非洲与阿拉伯关系的五项原则是：支持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非洲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支持非洲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非洲国家的主权应得到一切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八项原则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不将援助看做是单方面的赐予，认为援助是相互的；援助时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的无息或低息贷款需要时可延长期限，以减少受援国的负担；援助的目的是使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援助项目力求投资少、见效快，使受援国增加收入；提供自己生产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质，不合商定规格和质量的保证退换；提供技术援助时要保证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这项技术；中国援助专家与受援国专家享受同等待遇，不许有任何特殊要求或享受。
我们先后和非洲许多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我们的外交基本方针就是把第三世界国家作为我们的重点。
当然，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世界格局的变化，我国外交的方式、方法也做了一些调整，但基本的思路始终没变，还是依靠广大的亚非拉地区，特别是对非洲国家，与他们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文革”回国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我、大使吕志先、大使司机张英杰3人回国参加运动。我们是1967年2月回国的。根据规定，驻外使领馆人员都要轮流回国，唯一未回国参加运动的只有驻埃及大使黄华，这是周总理决定的。
我们在外交部招待所（现在改为“华风宾馆”，前身是闻名中外的“六国饭店”，1900年由日、美、英、法、德、俄六国集资合办，由英国人修建）小礼堂参加批斗会。大使、参赞和党委成员被安排在最前面，参加会议的大约有200人，会场坐得满满的。第一批被批斗的大使约10人，排着队被赶到台上接受批斗，我虽然不是大使、参赞，但因为是党委成员，也要坐到前几排的位子上——那时的口号就是“火烧大使参赞，炮轰使馆党委”。不少大使不仅肉体上受到伤害，人格上也遭受侮辱。
最开始上台挨批的全是大使。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个是俞沛文，他是驻苏丹的大使，后来当过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他被一位女英文翻译揭发，造反派就命令他跪下，然后打骂。俞沛文老老实实地跪下了，他是大个子，身材高大，挂个牌子，特别显眼。当时的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符浩不愿意下跪。符浩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典型的“褪下戎装穿起礼服”的外交部元老之一，后来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和第二任驻日大使。当时造反派要他交出干部档案，他也是横眉冷对，被称为外交部的“硬骨头”，但吃了很多批斗的苦头。批斗内容也很可笑，大使穿西服、皮鞋，大使夫人穿旗袍就都是“修正主义分子”。造反派还拿些大使夫人的旗袍和其他外交场合常用常穿的东西展览，说这都是“资产阶级夫人、小姐”的，现在回想起来，真令人啼笑皆非。大会批斗后就是分使馆批斗，搜集来自各使馆的材料，哪个使馆收上来的材料多就批斗哪个大使，然后高呼口号，那个场面真是惊心动魄，让人瞠目结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