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使吕志先为人正派、质朴、平易近人，使馆人员都很尊敬他，一同回来的那位司机同志也很老实。我们几人没被批斗，平平安安地度过了那段令人不堪回首的日子。我出身好，平时为人也低调，因此没有受到太大牵连。到了1967年8月份，外交部的运动达到了最高峰，之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加上周总理的保护，外交部内还只是“批判陈毅”，“造反派”们“打倒陈毅”的口号一直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然而到了8月7日，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假借毛主席名义，要求“彻底打倒陈毅”。“八七讲话”彻底破坏了最后一丝秩序，外交部内一片大乱，“极左”气氛笼罩。我这个小三秘作为代办再度被派往使馆。本来我妻子准备和我一块儿去的，之前在使馆我已经买好了双人床，妻子也调到了外交部，可“四清”运动时要先到江苏如皋参加外交部的“四清”运动，“文革”开始后国内又出台规定，一律停止外派，她也就没有到毛里塔尼亚来。那时使馆内没有一个女同志，被人们笑称为“和尚庙”。我一直到1971年才回国。
在我出国后，外交部的局势更加混乱，造反派夺取外交部大权，对外实行极左政策，四面出击，在国外也搞什么“支左派”，反对“右派”和“中间派”，还搞所谓“扎根串连”，把国内的“文化大革命”也弄到国外去了，对我国外交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损害。1969年林彪发布了“第一号令”，外交部大批精简干部，整个外交部只留下了240人，大部分被下放到了河南、江西、山西、山东、湖南等地的干校。大家拖儿带女，退掉房子，迁走户口，我的妻子带着孩子到了湖南，岳母则被赶回了上海。“五七干校”当时被称为“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学生们也被安排去农村、边疆插队，号称到“广阔的社会舞台上搏击风浪”。
总的来讲，在“文革”中我应该算比较幸运，没有受到什么牵连，由于在我驻外期间外交部的情况也逐渐趋于正常，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也没有受到太多干扰。
无私的援助换来真诚的朋友
1965年我国与毛里塔尼亚建交，给当地人民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四十多年来，大小项目几十项：援建友谊港，开发首都引水工程，培训当地人种植水稻，进行青年、文化、体育交流，援建建筑，兴建总统府，派遣医疗队，所有花费总计约6亿美元。这一切都让他们非常感激，我们赢得了非洲人民的尊重和信任，他们认为我们中国人办事可靠，很实在，我们在当地很受欢迎。
另一方面，他们也尽自己所能回报我们。达达赫总统介绍其他7个非洲国家，先后与我国建交，这7个国家分别是：塞内加尔、尼日尔、上沃尔特（现改名为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塞拉利昂、冈比亚和几内亚比绍。达达赫总统还先后三次访问我国，在“文革”最轰轰烈烈也是最混乱时，在别人都不敢来的时候，他来访问中国。他曾说过：“我死在中国都愿意！”这种感情是真诚而深厚的，至今仍是我们的“铁杆朋友”。
所以第一次去非洲，我就对非洲朋友们积累了非常深的感情。我一直认为，我们交了新朋友，也不能忘记老朋友，不能只和大国、富国搞好关系，我们更要维护好和这些老朋友的关系，甚至可以说，这些老朋友、“穷朋友”才真正靠得住。我至今仍然记得：1971年我国重返联合国时与会的非洲朋友们热烈鼓掌，心情之激动，甚至有甚于我们自己，这种深厚的感情我至今不能忘怀。所以我去毛里塔尼亚5年，那里虽然穷，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我一点不觉得苦，我为党和国家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应有的工作和努力，维系了祖国和非洲朋友国家们的关系，不但无怨无悔，而且很值得，很自豪。
下干校
1971年，在驻毛里塔尼亚使馆工作5年后，我的任期已满，奉调回国。本来我回国后，部里是要留我在北京的，进入由何英和陈楚二位大使任组长的外交部整改组。但我的妻子儿子都在湖南干校，还未见到面，我申请了探亲，因此也到了湖南干校。
当时中央外事部门下放到湖南省的大概有一千人左右（含家属），分别安置在攸县的虎踞山、平水和菜花坪三地，我的妻儿就在菜花坪，因此我也到了菜花坪，被分到了外交部政治部和干部司的，由干部司陈久长任党支部书记的连队。那时我的大儿子才5岁。当时的口号是“农村是我们大有可为的天地，五七干校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号召干部上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我们就住在菜花坪一个老百姓家里，住在他们的阁楼上，这一家人对我们都很好。我妻子被分配在干校的幼儿园里工作。白天孩子送到幼儿园里，干校的二十多名孩子都安排在这里，集体接受看管。幼儿园就在我们上班的路上，放下孩子，我们继续劳动去。妻子也在那里怀了我的二儿子，真有点要在那儿“扎根”的感觉了。从住处到工作的地方差不多有10里路。那时每天骑个二八双架自行车，我怀着孕的妻子坐在后面，大儿子坐在前面，我还不太会骑车，可别无他法，也得带着他们往返在乡间的小路上。我们一行4人，每天清早出门，日落回家，时值梅雨季节，天上还下着毛毛雨。1995年前我国还实行的是一周休息一天的休假制度，星期天我们就带着大儿子纪东跑到攸县去吃一顿面条。其他下放到“干校”的人可能会惶恐，但对于我这个外交人员来说，虽然艰苦，但这是与妻子、孩子团聚难得的机会，这是我感到最轻松惬意，也是最让我怀念的一段时光！
我们在干校主要从事体力劳动，我就去那儿打井、挑水、种菜。我会挑水，但不会种菜，每次都沾一身泥巴。后来我也学会种菜了，那里四面八方都荒芜人烟，我们就自己找空地种菜。那时我的大儿子在幼儿园里也要参加劳动。我给他买了一根扁担，买了两个筐，他穿着一身黄色的小军服还照过相呢。除了劳动外，我们还要参加大使的批斗会，要发言，还要写批判稿。
后来指导员又让我到厨师班当班长，我不会做饭，让我去厨房是因为原来的班长和厨师没有搞好关系，让我调和一下。既然是去炊事班，我也要帮助他们做做饭、养猪等后勤工作，因此我笑骂指导员：“你这是在整我啊。”在厨房当班长期间，我调和好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学会了煮饭。但我还是不会做馒头、炒菜，只是学会了用大锅捞饭。最开始我连烧火都不会，厨师一步步教我引火、点火，教我用铲子捞饭，教我观察火候和饭的稀稠程度。
这段经历对我来说还是快乐的，我是去探亲的，我可以和亲人在一起。不到一年，我被调回北京。那时第二个孩子要出生了，我就把妻子送到上海去，因为我岳母在上海。我把她送到了湖南醴陵火车站，送她上火车赴上海。我的妻子很不容易，她怀着孕，一人用扁担挑着行李到了上海，我的大儿子还得在湖南待着。那时只有56天的产假，她没到56天就自己回了湖南，我的二儿子晓非省下来只有50天，就交由我的岳母带着。我的两个儿子的成长经历也很坎坷。那时我的妻子没有乳汁，那个年代又没有牛奶，我的两个儿子从出生开始一口奶也没有喝过，都是用奶糕和奶粉喂大的。
职务
1992年，我回到了部里，供职于亚非司，司长是何英。那时由于精简人员，我们亚非司里没有科和处，改称为“组”，我被任命为中东组副组长。我们中东组管理整个中东阿拉伯地区的外交事务，组里也没有多少人，一共两个组长，我是学法文的，是副组长，组长叫李松琳，她是学英文的，是个女同志，是南大毕业的。后来又来了一个女同志，叫做吴珉珉，她是温州人，懂阿拉伯语，是我的扬州老乡和外交学院同班同学王昌义的夫人。我负责中东阿拉伯国家中通用法语的黎巴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