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加斯加的人种也和毛里塔尼亚不同。马达加斯加岛上基本都是马来人，还有印巴人，华人也很多（约两万人），经常有侨民请我们吃饭。马达加斯加人对中国的文化相对比较了解。当地的主要语言是马来语和班图语。按部族来分，人口最多的是伊麦利那族和贝希米扎拉卡族，它们的母语都是马来语。我国曾派人留学学习马来语，一位是薛金维，另一位是郭世琮。我任研究室主任时薛金维曾在研究室工作，他后来先后任过驻多哥和喀麦隆大使。我们在那边接触的主要是当地的上流社会，这其中华人很多，大都是广东华侨，而广东华侨中绝大部分来自顺德，潮州的也不少。当时我们使馆二秘曾桓芬和另一位女同志于淑贞负责领事签证以及有关对外文化宣传的工作，曾桓芬是位正派、质朴、工作勤奋、很有能力的同志。她也是广东客家人，适合做华人社会的工作。马达加斯加人的饮食习惯也与非洲大陆上不同，他们以西餐为主。另外中国人喜欢数字8和6，而马达加斯加人正好和我们相反，8、6是他们最不喜欢的数字，他们喜欢7。
马达加斯加岛上的牛很多，不论是肉质还是加工产品的质量都很好，相关产业十分发达，因此马达加斯加又被称为“牛的王国”。那里的牛皮、牛角制品很多，我家现在还有一些牛角制品，如一根牛角制成的拐杖等。那里的牛肉也很便宜，大使馆的厨师经常买些牛尾、牛肚和牛肉，又便宜又好吃。还有一种其他地方少见的名叫“华尼拉”的香草，很稀有很珍贵，它不单是化妆品不可缺少的香料，还是美味佳肴的调料，至今我家里还保存着几个用此料编成的装饰品。
政治情况
马达加斯加是1960年6月26日宣布独立的，毛里塔尼亚是1960年11月28日宣告独立，都是在万隆会议以后。
中国和马达加斯加建交是在1972年11月6日，当时的总统是拉齐拉卡。拉齐拉卡总统很聪明，他是军人出身，由政变上台，和我们的大使田志东是朋友。田大使在我驻法国大使馆任参赞时，拉齐拉卡任马驻法使馆武官，两人由此结识。拉齐拉卡精力很充沛，思维活跃，可以脱稿讲话好几个小时，他可以口若悬河地讲下去，一口水都不喝。据说他在中学时数学很好，可以记住小数点后6位数字，人称“电脑袋”。这给我的印象很深。
马达加斯加的情况
马达加斯加的社会环境还是不错的，我在那期间偶尔有骚乱，但基本上也没有出过什么大事。当时我们对马达加斯加的援助也不少，帮他们修建了一条从首都塔那那利佛至印度洋港口城市塔马塔夫的三百多公里长的公路。我们派出了几十名专家，帮他们开山、架桥，经历过艰难险阻，为期两年，终于修通了这条纵贯东西的公路。我们还向当地派出了一个二十多人的医疗队，由甘肃省兰州市派遣，所有药品和设备均由我卫生部无偿提供。
1984年，我调离了马达加斯加，当时是给我提职为参赞，我的妻子也随我一同离开了马达加斯加这个美丽的岛屿。
国家基本情况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简称“圣普”，它是由两个大岛和周围14个小岛屿组成的。顾名思义，两个大岛即圣多美岛和普林西比岛。圣多美是首都，人口多一点，有6万多人口.当时圣普全国有10万人口，现在人口约为18万，大多信奉天主教。当时总统是达科斯塔，他们也受到一些欧洲进步思潮的影响，也搞社会主义，将葡萄牙派出的种植可可、咖啡和香蕉的熟练技术人员全部赶走了，一律实行国有化。
1984年7月，时任总理赵紫阳给我的任命书
当地的社会政治环境基本上还算不错。圣普1975年宣告独立，脱离了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但政治、经济，特别是思想文化受葡萄牙的影响仍然很深，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圣普简直就是个小葡萄牙，经济极其不发达，是个农业国家，完全靠出口可可、咖啡、香蕉等作物作为其主要经济来源，而岛上的生活用品等全是靠葡萄牙供给。圣普离加蓬很近，隔海相望，从加蓬乘飞机10分钟就能到达首都圣多美。我们当时也是从加蓬坐小型飞机（连驾驶员在内只能坐4人）去的，开飞机的是个六十多岁的法国人，是个退役的空军驾驶员。我们带着大米、面粉和一点蔬菜等生活用品，踏上一张一尺多高的凳子，从机翼上爬上了飞机。进去后我们就坐在驾驶舱里；飞机飞得也不是很高，看着外面的蓝天白云，活像一只蜻蜓。我还是第一次乘坐这种飞机，现在回想起来，特别有意思，很神奇。
圣普是火山爆发后由火山岩堆积而成的小岛，海水清澈透明，举目远眺，蓝蓝的天下是蓝蓝的海，海天一色当真名副其实。驱车绕岛而行，大西洋的徐徐海风拂过脸颊，海的远处还不时有若隐若现的轮船穿过。回转身来，触目所及，一片青绿苍翠，可可、咖啡、香蕉等飘来阵阵芬芳，山上草木葱葱，还有潺潺流水。这里的环境令人不能自已，如痴如醉，流连忘返，所有的宠辱和烦恼皆忘，真可谓“世外桃源”，是人们修身养性和颐养天年的好地方，可惜没有得到很好的雕琢和利用。
1984年，我和妻子王霞秋在驻圣普使馆前
圣普生活
我是以参赞的身份调到了圣普使馆的，使馆里没有大使，大使是由我驻加蓬田选民大使兼任。我就以常驻代办的身份进驻，去接替前任黄石文，他也是位国语文化底蕴较深的老同志。这里风光真的很美，风景如画，真可称为“花园之国”和“大西洋上的一颗绿色珠宝”。葡萄牙使馆就在我们后面，我们使馆是两层楼房，原属军方住房。
虽然国家小，不过那时我是个代办，好歹也是一馆之长，大小也算个头儿。我们使馆有十几个人：有机要员、报务员、会计、司机、厨师等。厨师是由扬州早负盛名的老字号富春酒楼调来的，司机是河南人。还有商务处，商务处就两个人，一个一秘，一个懂葡萄牙语的科员。此外我们还有葡文翻译李宝钧和李湘云夫妇两人，丈夫是北京人，妻子是浙江人，我们的使馆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当时在圣普设有常驻使馆，除原宗主国葡萄牙外，只有苏联、中国和加蓬设临时代办处，我和他们有些接触和交往，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外交活动。对圣普除了有十几名成员的医疗队援助外，后来还修建了一座会议厅。
1985年，我和妻子漫步圣普街头
我们的医疗队由十五六人组成，也是由黑龙江哈尔滨派遣的，他们住在我们使馆旁边。他们的房子比我们大，医疗队一个人住前后两间。我和妻子就睡在办公室里，相当于是个过道，空调吹过，就相当于过堂风，时间一长，我们的腿都吹坏了。
当时我们的房子都是军队提供的，电也是从圣普军营输送过来的，但那里的技术水平比较落后，电压很不稳定，经常是饭还没吃完，就发现断电了，空调也停了。那里气温很高，湿度很大，大伙都热得不得了，满身都是汗。葡萄牙一个月来一次船，运来一些物资，有米面燃气，船不来的时候我们只好在院子里烧柴火做饭。我们的菜都是自己种的，吃喝用的水是用车拉回来的。
生病回国，进入非洲司综合处
当地的生活艰辛，供应没有保障，但使馆十几个同志很团结，关系也很协调，从不叫苦，这令我很感动。但作为一馆之长，我心里很焦急，有时也心烦意乱，时间越久，情绪也越焦虑，压力越来越大。不久我就生病了，开始头晕，血压：低压100多毫米汞柱、高压200毫米汞柱。那时我也走不了路了，像踩在棉花上一样，不敢看汽车，不敢看电视，感觉天旋地转。于是我申请调回国，组织上也同意了。回国后也不见好转，春节我们楼外的鞭炮声很大，我更难受了，浑身冒汗，头晕得厉害。后来，老乡吕永昌介绍一位安定医院的精神科专家田祖恩大夫上门给我诊断，经检查我患的是焦虑症。这样服用了约半年的药，再加上静养，我才逐步恢复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