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我们小孩每年最盼望春节，过完一年立刻又盼着下一年的春节赶快到来。从“小年”（腊月二十三）开始，就已经进入了春节。这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所以我们要祭灶。所谓“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每到这时，我们都要准备很多祭品供奉给“灶王爷”。
从小年开始，家人就开始买年货，然后集体到澡堂去洗个澡。这时洗澡、理发都要加倍收费。过节时可以穿新衣服、吃好吃的。剪完发、洗完澡，买个新的顶端有红色扣子，周边镶有金色锦缎的大红瓜皮帽子戴上，再买上一双新鞋，穿上长褂，新年的衣物就置备好了。我们平时只穿哥哥穿不下的旧衣服，二哥穿大哥的，我穿二哥的，虽然没有破洞也很整洁，但终归是旧衣服，而过年就能穿上属于自己的新衣服了。过年时的吃食是很丰富的，能吃到红烧肉和排骨，还有自家炒的花生和买来的黑枣。但即便这时我们也吃不到糖，所以我现在特别爱吃甜食，也许就是为了弥补过去的缺失吧。
到了年三十晚上，孩子们就会打着灯笼，用箩筐盛满白石灰，绕着晒谷场洒一圈，象征吉祥，寓意来年打谷能够打满全场。这天晚上孩子是不能说话的，因为怕孩子说出不吉利的话语。如果说了，就要拿草纸（即如厕用的手纸）擦一下小孩子的嘴，这样就算没事了。
正月初一，万象更新，周而复始，这是新的一年的开始，也是挨家挨户拜年的时间。初一的早晨要早起，越早越好，然后给邻居家拜年，我们这些小孩也不例外，见到邻居要作揖，说一声“过年好！”
春节之时还要贴春联，这是中国人始自宋朝的习俗，我们当然也不例外。除了春联之外，红艳艳的剪纸也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家人还要在门上贴上一幅字，写着“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童言无忌”，这也是怕孩子们说不吉利的话。大年三十晚上合家老小还要点烛、烧香、叩首，祭祖拜宗。
我喜欢过年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这时候还会唱戏，包括小戏、木偶戏，还有无锡的锡剧、常剧，扬州的扬剧和上海的越剧。那时我们村里有很多人都在上海工作，所以上海和无锡、常州一带的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个小村子。
开始上学
我的父母非常希望我们去念书，所以我从小就对上学充满了渴望。听戏、听说书给了我很大的吸引力，使我的求知欲更进一步。有这两点因素，在小时候的我看来，上学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些寓言、格言，当时的我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也知道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我不禁心向往之。
在几年的翘首期盼之后，1938年，我终于开始读书了。最开始是在吕氏祠堂里读私塾；尽管是私塾，也很正规了。祠堂的墙上有一块牌匾，上面雕刻着“吕氏宗祠”四个大字，进去就是祠堂的大厅，我们就在那里念书，大概有几十个学生，都在一起上学。
我们的先生名叫吕鹏林，也是我们吕氏族人。他很有规矩，身着长袍，走路也是方方正正，没有一丝野气，很有点孔乙己的味道，他是真正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是个很有教养、温文尔雅的人。但他懂得确实不多，学问不深、水平有限。他只是让我们背书、写毛笔字，基本上不讲解。记得有一次，我们说到霸王别姬的故事，说项羽自刎乌江，就问先生：“先生，乌江在什么地方？”这一下把先生问住了，他也不知道，就说：“乌江是你们去买豆皮、粮食的地方。”说完又开始闭目养神。
跟着这个老师学习了四五年，后来，村里又请了一个外村的老先生继续教我们。这时我们就不去祠堂里学习，改在我同学吕庚祥家里上课——他家条件较好，房子较多。我们学习的内容仍然是“四书五经”之类的旧式课程，如《论语》《大学》《中庸》和应用文“尺牍”等。老师每天三餐由每个同学轮流提供，我们还要交一笔不菲的学费。要想上学都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但相当一部分人负担不起这样的开销，因此学生总共也没有几个。多亏了我的父母和大哥的坚持，我们才得以读书。正是依靠他们的努力供养，我才能继续我的学业。
这位老师年龄较大，学识也有限，也是读死书，背死书，不讲课。加上学生负担较重，时局紧张，学了一年多，我就不学了。
规 矩
在私塾上课的时候，一切都遵循传统的教学模式，首先就是对老师要恭敬，要牢记“天地君亲师”的传统习俗。每年开学时要跪拜老师：父母把学生领进学校祠堂，先生坐在主座上，在桌子的右方，坐在带方靠背的木质椅子上，学生就在前面向他三叩首。这是第一次见老师必行的大礼，之后每年开学时不用再行大礼，但也要作揖，这些礼节是表示对老师的尊重。
我们都非常怕老师，平常在私塾见到老师像耗子看见猫一样紧张。他的管教方式也是传统式的，面壁5分钟或是用戒尺打。针对不同的情况，处罚的方式也不一样，时间长短也不一样。比如在课堂上不守规矩动手动脚，或是布置了全文背诵的篇目，有的同学只能背出一点，这都用戒尺打。迟到则要面壁，要根据迟到时间的长短处以不同程度的惩罚。
学校里的要求也很多，首先就是言谈举止。走路要踱方步，说话声音要轻，穿着要干净整齐，不能穿拖鞋，不能光脚更不能穿睡裤睡衣或是光膀子。这些习惯是影响我整个一生的。那时候私塾的要求十分严格，和现在的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不一样，这些都是对学生的整体素质的要求。那时我们就偷着学老师走路、说话。
学习内容
在学习上，老师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我们要背诵《百家姓》《千字文》《论语》《大学》《中庸》，还要练习毛笔字——那时老师教的是柳公权的“柳体”字。这些童蒙读物和儒家经典，与我之前接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不同，没有故事又生涩难懂。我还记得在第一堂课上，先生只是在那里摇头晃脑地背诵，让我莫名其妙。
等到外村的老先生上门教书时，我们要学的东西就更多了。我们要学写应用文“尺牍”：写信、写对联、写口语帖子、写祭文。所有这些应用文在我们日后都会用到。比如写信，开头要有尊称，后面要写“叩首”，写给长辈的上款还要空两格，下款要低数格，不同辈分和身份称呼也不一样，这都是规矩。有时老师给出了一道上联，我们就要回家去作对，第二天上课把自己对好的对子带来，由老师检查。另外打算盘、记账也是要学习的。除此之外，需要背诵的东西更多了，唐诗三百首、《易经》六十四卦，都要能背下来。
时局动荡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但当时还未波及我们那里，我刚上私塾的时候，尽管时局动荡，但我们的生活仍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一切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太太平平。那时我们没有见过日本人，但也知道他们是侵略者，对穿着黄衣服、戴着大帽子的日军大概有点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