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年轻、表现优秀，而且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加上比较勤奋，我得到了区委书记和其他同志的认可，大家都比较喜欢我。那时我才17岁，虽然个子不高，工作很累，但比起以前，现在能吃饱穿暖，身体开始健壮起来，脸色也就红润了，也有了青年人的朝气。
待 遇
这时候我的身份也有了变化，我享受排级待遇，一个月5包香烟的津贴费。如果是排级以下就发5包土烟的烟叶费。我们那时是没有工资的，这香烟就是所谓“津贴”。当然也不是真发烟，而是把烟折成钱发下来。发钱是为了让我们保证日常生活零花费用，我们一般就会买肥皂、牙刷、牙膏这些东西。除此之外还会发些军供品，包括鞋、帽子和衣服，每人还有一个搪瓷碗。伙食都由公家供给，区委干部还配发短枪一支。
我挺适应生活变化的，我觉得很好，也感到很高兴。我们的生活条件也在提高，我们能吃上河豚鱼、刀鱼、鲥鱼，吃鱼时是连鱼鳞一块儿吃的，那时每年雨季或黄梅季节时，长江渔业资源很丰富，我们有时甚至把鱼当饭。我们区委在滨江，那里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是鱼米之乡。和之前只能吃稀饭相比，真有点像到了天堂！
靖江县县委组织部
1949年10月，靖泰县分为靖江县和泰兴县，我调入靖江县委组织部工作，也是任干事。我们一共有4个干事，魏纪英（女）后来嫁给新华社记者朱敏信，高风魁后调任上海某中学校长，祝自福后曾任扬州市市长，我是年龄最小的。组织科长是李洁，她是我们县委书记俞青的夫人，组织部长是蒋逸成，后调任江苏省农业厅厅长，现已离休，在南京休养，已有九十多岁高龄。
我在县委组织部时主要负责转党组织关系、归档、写材料、收党费、干部调查等工作，此外也要跟着部长到地方去调查统计。
1950年，摄于靖江县委组织部
那时我改名叫吕坤，大家都叫我小吕坤。当时改名有好多因素，首先是主持渡江战役的三野总指挥陈毅、粟裕名字都是两个字，比较受欢迎，为了赶时髦，大家都争着把名字改成只有两个字。其次就是我的名字不太成熟，我想起一个成熟的名字。我原名叫吕宝生，乳名是宝林，自己想了想，觉得“坤”听起来比较成熟，就改名为“吕坤”。部长对我很照顾，听完我的申请，他说：“没问题啊。”于是我就顺利改名了。后来上中学的时候我又改了名，也是经过组织部批准的，改成“柳白”。我们那里将“吕”读成“磊”，有点像广东话，不好听，我想：那就改姓“杨柳”的“柳”吧。所以我才有了现在的姓名。
扬州地委组织部
1951年，我进入扬州地委组织部工作，仍然是任干事，部长是周泽，后调任江苏省副省长，他也是我们泰兴人。
当时苏南还没解放，苏北行政区的首府在扬州，地委在泰州，因此我就在泰州工作。1952年苏南解放以后，苏北和苏南合并为江苏省，我们从泰州搬到扬州去了，负责苏南的行政事务，苏北的行政事务划归南京管辖。
1951年10月，我（右一）与韩处长（后排右二）、祝自福（后排右四）、张皋宇（后排右三）、
张风玉（左一，会计，5个孩子的母亲）、刘振银（前排左三）及其他同事摄于扬州地委组织部院内
从1952年开始，我国党政机关正式施行评级制度，数字越小级别越高。我被评为19级，相当于科级待遇，但还没拿到工资就开始上学了。到学校后组织上给我定为三等二级，干部助学金每个月约50元钱。所以想想，我年纪那么小就被评为19级，已经不低了——17级就是处级了。
1952年，于扬州地委组织部
在地委期间我参加了“三反”、“五反”运动，此外还在宝应县参加过一次镇反运动。当时批斗了一批贪污的人，主要是财务人员，部长、科长还有纪委的工作人员都参加了批斗会，当时也叫做“打老虎”。“三反”期间最出名的案件是刘青山和张子善案，两位很早就参加革命工作的高级干部在建国后滑向了堕落的深渊，在这次“三反”运动中被查处，毛主席和党中央亲自批示，处以死刑。
“三反”运动让我清楚地看到了组织的纪律，对贪污腐败分子绝不手软，正如毛主席后来的名言一样，我体会到了什么叫作“拒腐蚀，永不沾”。
党给我上学机会
到了1952年，这时我正式工作已经有4年了，可我还是不死心，还想读书、继续学习。正巧，1950年中央下发了《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国家要培养自己的专家，因此要面向工农干部招生，对象主要是工厂、机关和部队的骨干，都是劳动模范、优秀工人，算是进修。南京大学是全国举办工农速成中学的典型之一。
旧社会能读书的都是有钱有势人家的孩子，而现在党和国家要培养自己的人才，就要从无产阶级里选拔人才，因此能上速成中学的都是我们这些社会底层，包括贫农、中下农、工人、军人。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但通知刚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属于在职员工，年龄合适，参加革命工作超过3年的时间，又就职于组织部，再加上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每一条都符合条件。
1952年，我终于被选中，顺利进入苏北农学院附属工农速成中学读书。这是由地委组织部推选、中央组织部考察后决定的。当时我也想继续上学，我一直就想念书，求知欲很高，而且知道知识可以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父母和哥哥姐姐们就不用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了。我也不太愿意参加劳动，觉得还是读书好，读书再苦再累我也心甘情愿，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些封建社会的典句对我也有一定影响。
能够得到学习的机会，我自然十分兴奋。是党给了我这次机会，让我能够继续深造，完成我的求学梦。我能重新坐在课堂里，捧起书本，充实自己，而且一切费用由国家承担，这真是天上掉下的馅饼！我十分珍惜这次的求学机会。
进入速成中学学习
从我得知被选中到去上学，留给我的准备时间并不长。所以我也没有回家，只是拿一个还是从老家出来时带的破旧的小箱子，收拾了一些必备物品。这个箱子我用了几十年，一直到北京还留着。
我上学的地方离家不太远，只有二十几里路，当时感觉很远，但现在想想，真是非常近。苏北农学院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就在扬州，我们的条件和大学生一样，教员大部分也是大学里面的老师。
我工作时被评为19级，但由于这时上学，就不能再领工资了，于是组织上给我们这些人提供了助学金，叫“调干助学金”，和工作时同等待遇，我被评为三等二级，一个月大概拿五十多元钱。这样，我的学费全免，党和国家还为我提供助学金，让我非常感激。
这50元钱我用来买毛巾、袜子等日用品，吃穿也是由国家负责，所以我感觉生我养我的是父母，把我供养成才的则是党，这确实是我的亲身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