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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深深,忆往事——--柳白回忆录 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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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能够上学的调干也分为两种,一部分人基本上没念过书,没有什么文化,就要比我们多上3年文化补习班,而我们这些读过书的人只要学3年。

努力学习

开学后,我被分到三(三)班,我们班情况还相对比较好,都是念过书的人。我的中文水平比较好,在班里也是数一数二的。有一个暑假我去南京,写了一篇游记,回校上交后得到老师的赞扬,老师给我的评语是“才华横溢”,还把它作为范本在班上朗读。在这篇游记里,我还记得有这样一句话:“我的心儿,飞吧,飞到首都北京,飞到天安门去吧!”每每想起,我的心里仍然感到自豪。

刚上学的时候,我面临着两个困难,首先是我上完私塾就没有再读书,所以某些课程对我来说非常吃力;其次是速成中学需要我们在3年内完成初、高中6年的课程,这又是一大压力。当时上学基本上从头学起,尤其是外语,之前我们都没学过,十分困难。我原先接受的是旧式的教育,与数学相关的知识仅限于会打算盘,不会写阿拉伯数字,所以数学对我来说也很困难。

然而不管有多大困难,我又重新做回学生,这让我特别兴奋,也很努力。我不停地学习,晚上有时甚至不睡觉。我们虽然基础不是很好,但我们努力、肯钻研,连上厕所也在背书。我们暑假都不回家,更顾不上谈恋爱。许多人都给我介绍对象,但我都表示不见。每天下完课我们都会自己复习,晚上10点了还躺在床上背书。学校每个礼拜都组织跳交谊舞,但我一次都没去过,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念书。因为一直在学习,我那时头发就白了,人也瘦得不得了。这时我已经有觉悟了,知道应该报答党的恩情,这也是我发奋学习的原因之一。

担任干部

除了学习以外,我还承担了不少社会工作,我是党支部组织委员,后来又兼任党支部副书记,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锻炼。组织上之所以选我,是因为我年纪小,而且很听话。虽然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但我还是没有太大变化:老实、听话、有些胆小。等到决定下来我才知道自己被选上任职,如果是报名竞争的话我估计都不会报名。

组织部是负责管理干部的,干部考察、政审、提干、换届等都要由组织部负责。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是位女同志,我是副书记。但性格使然,我不太爱说话,指定的工作我能很出色地完成,但也不太会做一些额外的事情。

发表诗作

在校期间,我还时不时地在苏北农学院的院报上发表诗作。家庭带给我的教育仍然起着作用,我还是安静而守序的,但新的生活已经来临,我的一切都在改变。国家正在向着美好的未来前进,而在党和国家的着力培养下,我的生活也越发美好,我正在适应这种转变,纵使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于安静,但我的心已经飞扬起来。我看见过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人民的疾苦和社会的黑暗,我体会过“渡江战役”时人民的兴奋与解放军战士们的朝气,我也感受到了新中国的美好。我看到了国家的转变,这值得我去歌颂,而经历了这一切,歌颂的冲动也越来越冲击着那个曾经坐在私塾里的安静的我,因此我在工农中学时写的诗都是狂欢和歌颂式的。党和国家给了我崭新的生活和美好的未来,我要歌唱;我的学习不错,每次考出好成绩,我要欢呼。

那时我们都向往北京、向往见到毛主席,我写的诗的内容也是“我歌唱,我欢呼,北京天安门”,或是“我要唱,我要跳”,体式自由,情绪充沛,充满了革命的激情。这些诗作我保留了很多年,搬家前我都还留存着,后来多次搬家,又长期在国外工作,几乎全丢失了。

速成中学像家一样

 

老    师

速成中学是一个年代的特殊产物,在那里,我感觉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很知足,没有速成中学的造就,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速成中学像家一样,而老师、同学就是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这里的老师都出自名校,教学水平很高。老师们的为人都很好,对学生也很负责、诲人不倦,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村里的老师都是私塾先生,走路迈着八字步,而这里的老师都是大学生甚至研究生。

我们的老师大部分是扬州中学派来的,扬中是全国最有名的学校之一,往往是全国高考录取率最高的学校,培养了很多优秀人士,例如被称为我们党内“秀才”的胡乔木,还有曾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他们都出自扬中。这些老师也都非常出色,大多在大学兼职。这些老师经验丰富,为人厚道,治学严谨,对我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很有耐心,诲人不倦。

我们这些学生都是从机关、部队还有工厂里选出来的,所以我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但老师们并没有敷衍了事,对我们加倍耐心,经常不厌其烦地对我们进行辅导。

 

同    学

我的同学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文化水平、家庭条件等很多方面都有差异,但是大家的关系都非常好,互相之间没有吵过架。当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努力学习,将来为国家作贡献,报答党的恩情。

我在靖江县委的老同事也不时给予我帮助。祝自福和高风魁常叫我“小老弟”、“小吕坤”,我则称呼他们为仁兄——他们年龄比我大,我这么称呼既是因为他们是我哥哥,又表达了我对他们的尊敬。两位仁兄时常给我寄些钱来,帮助我渡过难关。在上学期间我还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那时家里穷,真是靠党、靠同事才坚持下来。直到现在我仍忘不了他们,我知道应当知恩图报,因此从国外回国时我也给他们买些东西,以回报他们的恩情。

我的朋友很多,因为我对谁都很和善。我中文比较好,再加上我在组织部门工作多年,对待同事和同学们都很真诚,知道和谐相处、与人为善。我们的关系都很好,有的至今仍保持联系。

 

1952年,我(左)与扬州速成中学同班同学

 

毕    业

我们在速成中学3年,学完了初中和高中的课程,之后就面临了毕业去向的问题。

当时我有两条出路,一是回扬州地委继续工作,这是我的底线;还有就是考大学。那时考大学也没有太明确的志愿,只想着有学上、有书念,能学知识就可以。有了知识才能改变命运,我们家过得那么苦,那么贫穷,而很多人因为有文化,有了知识,得以发家致富,这让我很羡慕,所以我想继续学下去。虽然二十多岁继续念书,看起来是晚了一点,但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就要努力奋斗,不能轻易放弃。

我还想继续学,更何况党和国家提供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所以什么都不能干扰我,我专心准备参加高考。从“渡江战役”后,就陆续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但我一直拒绝,我在心底里暗自发誓:不考上大学绝不结婚。实际上当时我参加高考没有任何优势,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学生底子确实不太好,说是“速成”,能不能考得上、能不能成才,还要看我们自己。我们的同学年龄都比较大,大部分都成家了,有的人都有孩子了,像我这个年纪的都不多。我的同学中有的是司令员,有的是政委的夫人。我那时已经23岁,虽然比同班同学小,但是参加高考还是心里没底。但是我希望继续读书,因此我坚持复习,拼命学,任何事情都不能干扰我。就在这一年,国家取消了对工农学生的照顾,我们高考不再有优惠政策,因此我必须放手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