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的心愿，就是希望我们能长大成人，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她的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没有向儿女们提出过自己的个人要求，如对她的照顾、孝敬等，直到她的晚年，我们因为工作忙，不能经常去看她，可当我们为此表示歉意时，她总是笑着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母亲一贯忠诚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白天给学生讲课，晚上回来后批改作业经常到深夜，有时我们已经睡醒一觉，还看到她在昏暗的灯光下备课。家里的饭经常烧糊，水壶熬干。她五十多岁时就已心力交瘁，得了冠心病，但一直坚持工作，65岁退休后70岁又返聘回校讲课。在她辞世的前一天还约了同学到家里来辅导功课。她还经常给困难同学买学习用品，鼓励大家学好英语。
母亲对待工作的这种默默奉献精神，是我的榜样。在我的学习上或工作中遇到困难时，我会经常想起我亲爱的母亲默默工作的样子，激励我埋头钻研，努力工作。
她在工作之余也没有忘记对6个儿女的关心与爱护。母亲为我们选择了最好的学校：我的哥哥进了男四中，我和二妹进了师大二附小，后来我进了师大女附中、二妹进了女四中。我们几个都是进步学生，都很自然地参加政治运动，靠近进步组织。我的哥哥参加了地下民盟组织，我参加了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和父母对我们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他们从小培养我们做诚实、正直、尽忠报国的人。
人们都把祖国比作母亲，说明母亲是多么伟大。我的母亲也是这样，她的伟大在于：是我一生中最能依靠、依赖的人，是我最亲爱的师长和朋友，也是儿女们学习的榜样。
1935年，我和母亲、大哥在北平
我的兄弟姐妹
我共有兄弟姐妹6人，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三个妹妹，我在家中排行老二。解放前和我们一起生活的还有我的小姑，一共9口人，主要靠父亲在外工作养活我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生活很苦，有吃不饱饭、上不起学的时候，只能靠母亲的精打细算勉强维持生活，有时也靠亲戚救济。解放后父母都有了稳定工作，家境也开始好了。
我和哥哥赵世良、二妹赵采蘋、三妹赵采芳年龄接近（依次只差两岁），从小一起玩、一起学习，长大后也联系较多。哥哥只大我两岁，学习、玩耍中我们是不可缺少的伙伴。从小我就崇拜他，他是一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后来成为了热血青年，早年参加地下组织——青年读书会，解放前是男四中学习会主席，解放初期曾受到毛主席接见，并和我一起被派往苏联念大学，前途似乎是一帆风顺。但事与愿违，在苏联学习期间就开始了他的厄运，一生经历了很多坎坷。
哥哥赵世良生于1931年6月3日。从小好学上进，会背古诗，生性正直，追求真理。小时他喜欢天文，订阅了天文刊物，每月都要绘制出一张当月的星图，教我如何识别天上的星星，他是我的小老师。他喜欢文学，上中学后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读书会、歌咏团等地下组织，到街头宣传、演讲是他的擅长。是他第一次告诉我什么是生命的真谛、人为什么要活着。在哥哥的帮助下我很快参加了学校的团组织，开始参加学校里学生的革命活动。
和哥哥赵世良在宿舍楼前合影（1956年于莫斯科）
1953年我和哥哥一起考进了俄专的留苏预备部。1954年他被派往莫斯科图书管理学院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他亲眼看到社会上的很多落后现象，不能理解，对“苏联老大哥”产生了怀疑。1957年“反右”时被遣送回国，从此开始了他的厄运生活。回国后虽未戴“右派”帽子，但按“右派”控制使用，下放“大炼钢铁”，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直到1961年调入黑龙江省图书馆做一名管理员，月工资39元。他的一生有着他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谁也动摇不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积极参加运动但不幸又被打成“苏修特务”住进了牛棚，挨整时才三十几岁，且牙齿掉光，苍老憔悴。他的处境也影响了他的家庭，妻子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一儿一女生活比较困难。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科学的春天来到人间，知识分子开始扬眉吐气了。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哥哥也感到自己的春天到了，1979年终于被平反，改正了过去的处分。他于1978年参加了黑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7月份参加了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大会，被聘为学术委员会委员，多次参加并主持全国性学术会议。1979年在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为教授级研究员。1982年任黑龙江省图书管理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和主任等职。一生译书四部、编书四部。1991年退休，退休后写回忆录，已发表三十多篇文章。2009年4月与世长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他从痛苦和磨难中解救出来，使他在生命的最后30年大放异彩，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不仅使我们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上、经济上得到了解放，而且解放了一大批社会上贤达的仁人志士，包括我的哥哥。
哥哥赵世良（1978年于北京）
我的一生虽说发展顺利，没受过很大打击和挫折，但在我生命的旅程中，我的亲朋好友、我的同学中有多少社会贤达，因为种种社会、历史的误解，他们的正直忠诚、刚直不阿而被埋没才华，这真是国家的损失，民族的不幸。我的哥哥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大多是一些聪明过人的有志之士。我的哥哥当初只不过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学子，满怀革命理想来到苏联，当看到社会上的各种阴暗面，如街上的小偷、乞丐、醉鬼时，一般人都是不理解而已，而哥哥看问题深刻，他想到了是社会制度存在缺陷，历史证明了他是对的。多亏了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敢于顶住潮流拨乱反正。通过哥哥的一生经历，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作用。
我的二妹赵采蘋生于1935年，小我两岁。我们从小一起玩耍、一起学习，后来还天天一起上小学。我们兄妹三人在学校都是优秀学生、革命青年。她很早就入了党，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成为了成都无线电专科学校副教授。我的二妹夫郭胜洲是她的同学，参加过抗美援朝，负过伤，“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次受伤后不久即去世。
我的兄弟姐妹
我的二妹遇事快言快语，思维反应快，亲戚朋友都很喜欢她，她也做过一些基层行政管理工作。
2003年，二妹赵采蘋于成都留影
我的三妹赵采芳生于1937年，因身体不好没有念大学，一生在北京延庆农场工作，是劳动能手、生产队长。她吃苦耐劳，带大家干活时总走在前面。平时孝敬父母，父母过世后的一些事情，都是她默默地尽着孝心。我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对如何办好父母的后事束手无策，都靠三妹和妹夫于秉明照顾。我们父母的墓地就安置在延庆农场附近（八达岭人民公墓礼炮村，怀念七四排十三号）。
1976年，三妹赵采芳于延庆留影
我的小弟赵世华生于1942年，他从小就是一个小精灵，在我们这些大哥大姐面前，真是百依百顺，从不得罪，我们都非常喜爱他。他在学校学习优秀，高中毕业时参了军，1964年转业到地方，现已退休，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