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的学习还真有了长足进步。到了小学六年级，我的算术课在班上进入了先进行列，四则运算的解算速度经常是全班第一名，解题解得快，也算得快。老师题目刚读完，我很快就算出答案，老师也对我刮目相看了。其实这并不偶然，这和母亲对我的帮助分不开。在五年级暑假那一年，母亲给我了一本四则运算的小册子，里面都是一些各式各样的难题，有“鸡兔同笼”、“牛吃草”等问题。我喜欢探讨难题，躺在床上一气呵成把它看完。其实老师课堂上出的题略微简单一些，因此，我如鱼得水，总能应对自如。
北京师大女附中
1947年暑假，我考进了北平师大女附中（以下简称“女附中”），这个学校也是我母亲的母校，能考进这样的学校在当时是全家的光荣、喜事。当时我考进的是一个自费班，就是要交纳学费，每学期一袋洋面的价钱。一袋洋面换成粗粮，可供我们9口之家吃一个月的。母亲用心良苦，当时我们家已经面临破产，父亲失业，但砸锅卖铁也让我进了好学校。
进入女附中后，开始结交更多的朋友。学校老师们的水平都很高，教学深入浅出，我们一听就会，因此学习毫不费力，有很多精力和同学们一起玩，调皮捣蛋，我也成了有名的淘气包。
初中一年级结业时，那是1948年暑假。因为我的品行分没及格（53分），能否升级成了问题。如果学业不及格，顺理成章要留级，但我的功课门门都通过了，创造了学校的一个先例。为了我，校方召开了校务会议，请母亲参加研究我升级的问题。
我当时有点害怕，在家中惴惴不安地等着母亲归来。不久母亲回来了，一进门她就用那两只大眼睛瞪了我一眼，我知道这是对我的无声责备，我感到十分后悔和内疚。后来母亲告诉我，会上老师们反映我上课不专心听讲，小动作很多。最后几位老师为我加了分，才算过关。为了不再让母亲操心，我决心改掉自己这一坏毛病。
我顺利地升入初中二年级，很快北平于1949年解放了。我于1949年3月10号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解放以后，北京的社会和学校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女附中和延安的育才中学合并，我校来了很多来自于解放区的革命干部、教师及同学们，为我们增添了很多革命的新鲜血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学校共产党组织由地下转为地上，在群众中公开，我作为党组织的积极分子也同时被公开。当年我能义无反顾地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和当时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分不开的，当时我的家已濒临破产，父亲失业，唯一出路就是依靠共产党了，共产党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我的哥哥在学校已参加了地下民盟组织。在女附中的地下进步思潮的影响下，我加入了团组织，参加各种革命活动成为很自然的事情。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1949年7月1日是党的28周年生日，组织秘密通知我去天桥剧场开会，参加者都是解放区过来的老师和同学们，还有就是女附中的地下进步力量、共产党员和我们5位青年团员。大会一直持续到晚上12点，我们一直歌声不断地唱着革命歌曲，好像在等待着什么。12点一过，全场一片沸腾，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口号声。毛主席出现在大会主席台上。人们在欢呼“毛主席万岁！”我第一次远远地看到了毛主席形象。他那高高的个子、慈祥的面孔，令人永远难忘。
革命的雨露阳光
在革命的雨露与阳光下，虽然经济上还比较拮据，但我觉得很幸福。我从家里搬到学校住宿，和一些积极革命的同志们住在一起。
在这段时间我也阅读了很多名著，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临终之际，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还有《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牛虻》，至今仍记得《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名言：“我们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战斗，也为欢乐而死。因此，悲哀和痛苦永远都不是我们生命的定语。”还有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些都为我青年时代奠定了精神基础。
受革命同志的影响，我也参加了一些社会工作。
校宣传队：到街头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每当一个城市解放的消息传来，我们就走上街头跳舞、扭秧歌等庆祝一番。
业余教师：我曾是一名业校老师，参加了北京解放后的扫盲运动。我教过很多叔叔阿姨识字。我当时对自己的学习要求不高，比不上那些学习优秀的同学，学习不太投入，但也能应付。我喜欢社会活动，觉得那是革命事业的需要。
团小组长：解放初期团员很少，但团组织很快就发展起来了。班上有了团小组，后来又有了团支部，我是小组长。
抗美援朝：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轰轰烈烈展开。在共产党的阳光雨露下成长起来的我，报名参军了。我的哥哥当时在男四中，也报名参军了。我的父亲说：“参军是男人的事，你既然还不够十八岁就算了吧。”他托亲戚为我占卜，说我的命不错，可以去，我很高兴。但是不巧，名单公布时榜上无名。组织上鼓励我继续努力学习，长本事，将来建设祖国。1950年我升入女附中高中。
1950年，在师大女附中与同学、老师合影（三排右六是赵采凡）
北京师大女附中
1951年毛主席向青年学生们发出号召：做三好学生（即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学校里一改往常，成人夜校没有了，歌咏团也解散了，使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学文化、锻炼身体、参加一些党团活动。我的学习很快有了长足进步，数、理、化是我的强项。我参加了无线电课外研究小组，我热爱无线电科学知识，并认识到这一科学领域还有很多等待我们发现的新知识，我想为之奋斗。1953年大学统考时，我报考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
1951年,兄妹三人于北京合影(左起：赵采蘋、赵世良、赵采凡)
统考结果，我被录取到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这一年我的哥哥也同时被录取了，我们全家都十分高兴。苏联在当时是人人向往的地方，我能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科学技术，决心不辜负祖国人民对我的期望，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俄专两年生活
1953年我考进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被分到第十班。认识了班上很多同学，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男女同学都有，无疑扩大了我的生活视野。我们班的俄语老师是俄罗斯人，长得很漂亮，还配有助教和俄语翻译。这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做好去苏联学习的各项准备工作，主要是学俄语和党史，还参加了“忠诚老实运动”，即进行了政治上的进一步考察。这一年里我还学会了喝酒，当然只是啤酒而已，也学会了跳交际舞，这些我都很喜欢。我在快乐的生活里充满着对未来的梦想，度过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