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创业发展苏绣的特点是“小全贵”。创建苏绣博物馆和工作室，自负盈亏、自立自强既是优点，但是“小全贵”的特点也是我创业中的缺点，有待提高。做得还不足的主要有两个方面：“小全”和“贵浅”。我走的是传统工艺“小全”的路子，二百多人的大单位，经营的方式是一种小店铺用的办法。还有外发加工，走的是“小而全”的路子，主要的工序都是我们来完成，对外面只是做指导的工作。“贵贱”也是我需要改进的地方，虽然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广大人民最欢迎的还是物美价廉的精品。我们必须拒绝粗制滥造，创出适合时代需要的、更为人民群众接受的产品。
传承苏绣需探索，自有特色方久远
中国共产党建立九十多周年了，新中国成立也六十多周年了，国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和国家的巨大变化相比的话，刺绣行业是落后的。
“小全贵浅”改为“大强平深”成了我们终身追求的目标，要做大做强，要两个市场一起发展（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还要日用品美术化，以崭新的审美观念来发展日用品和欣赏品。
天时地利与人和，助我事业步步升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我的苏绣人生中，有12个人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有了不断前进的力量和勇气。
第一组是国家领导人层，最重要的人物是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
周总理默默地在背后支持我们苏绣，他为我们做的事情可以归结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关心，一个是保护。他非常关心苏绣事业的发展，早在1962年，他就送给苏州刺绣研究所两幅朝鲜的绣品。周总理对刺绣事业的保护更是我终生难忘的，“文革”期间，他以派人出国传艺的方式保护了很大一批工艺美术大师。
还有一位就是陈云副总理，早在1958年他就指派我到西欧考察市场，为苏绣走出国门做市场调研。
这两位国家领导人对苏绣行业的关心和指导，让我意识到身上的担子有多重，也意识到小小的苏绣也能为国争光。
第二组是苏绣行业领导层，特别是顾秀莲和顾信。顾秀莲时任江苏省领导，顾信是江苏省轻工业厅的副厅长，主管业务。
1986年筹建苏绣博物馆时，得到了顾秀莲和顾信的大力支持。他们对复制耶稣像这件事都很重视，我们研究所的人知道这么重要的任务被安排到我们这里后，都高兴得不得了。研究所专门腾出一间房子，专门安排了金静芬副所长的一个学生来做，不但要注意保存好、复制好耶稣像，还要保证耶稣像的安全。大概花费了半年的时间，研究所复制完成，后被送到南京博物院收藏，我们研究所也被允许再复制一幅留着保存。这个任务之所以能给研究所，是顾信为我们提供的机会。
顾信对苏绣的支持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当时我申请建立苏绣博物馆时，他拨出了20万元开办费。充足的资金，让筹建苏绣博物馆更加顺畅。
第三组是我的亲属，一个是我的丈夫，一个是我的小姑子，这两个至亲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和付出。
我和丈夫是1960年结婚的，他为了结束我们两地分居的困境、为了我的苏绣事业的发展，放弃了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工作（也称中国科学院502所），放弃了优厚待遇回到苏州来支持我，我从心里非常感激他。我们定位自己的人生就是感恩人生，要报答国家给予我们的一切，报答父母、家庭和人民给我们的恩惠，并要统筹兼顾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求达到最大程度的报恩回馈。
我的小姑子——徐蓓蕾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考取了留苏预备生的资格，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两年后被国家公派出国，到苏联去留学学习化工专业。小姑子从苏联留学回来，成了轻工业部的皮革研究所的科技骨干，但生活条件也是很艰难的。
在“文革”期间，我被定性为“走资派”，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下出国躲避，才改变了生活境况。我的丈夫当时是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中层技术骨干，承担卫星研制的保密工作，属于“靠边站”的类型，所幸的是他没有被抄家。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丈夫没有条件尽孝心了。为人子、为人儿媳，我们不能让父母享受到天伦之乐，心里很难过。1967年婆婆不幸去世，让我们痛不欲生，正应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婆婆去世后，剩下孤苦伶仃的老公公，怎样安排老公公的生活，也成了让我们夫妻为难的事情。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小姑子主动担负起照顾老公公的责任，这让我们终生难忘。当时他们在北京一个人每月只有两斤米的供应，老公公吃不惯粗粮，未来妹夫就把自己的细粮全省下来，一口都舍不得吃，都留给我的老公公，这也让我们夫妻特别感动。后来他们到分宜“五七干校”时把父亲又带到那里无微不至地照顾着。
第四组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们是我事业上的领路人和工作中的“左膀右臂”，正是有了他们的指引和支持，我在事业上才能有所进步。
良师指的就是金静芬和曹克家，关于他们前面我已经有了详细的介绍。
还有两个最重要的益友，分别是徐绍青和李娥英。徐绍青是画家，为我们刺绣提供画稿；李娥英是我的同行，并在培训专修班上做出了较大成绩。
徐绍青是一个专业画家，从来没有将自家的困难对组织、对领导提过任何要求，都是自己在默默地承担。当去北京故宫复制绣品的任务下达后，徐绍青是第一个主动要求去的，是真心实意地为了事业的发展。
到了北京，徐绍青对我们说：“我们明天就开始复制吧。”真是马不停蹄，一刻工夫也不愿耽搁，他又接着对我们说：“你们先出去在北京玩两天，我在这两天内将画稿画好，这样你们回来就可以刺绣了。”听着他的话，我的鼻子酸酸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他总是在为别人考虑，而什么事都冲在最前面。
徐绍青当时在绘画方面已有了一定的造诣，已经小有名气了，但是徐绍青却甘心为我们的刺绣绘制画稿，甘心充当绿叶的角色，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而且他在修古方面有他自己的特长，他修复古画的技术很高超，他经常帮别人修复古画，一副破旧的古画在他的手里也能够重新恢复本来的面貌。他的特长在复制文物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有些复制工作是得到他的肯定后，我们才开始动手绣制的。
天时地利与人和，助我事业步步升
李娥英，她的刺绣技术很过硬，而且还善于搞培训。我的大徒弟余福臻就是李娥英先培训出来的。无论是她搞培训出书还是指导学生做新产品，她都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
朋友、同事们的帮助让我受益匪浅，所以我从心里也想为朋友同事们做点事情。于是在1979年召开全国工艺美术艺人、创作设计人员代表大会之前，我手写血书，主动让贤，力荐徐绍青和李娥英，做这样的事情，我心里感到很温暖。
第五组是我的徒弟，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大徒弟余福臻，另一个就是我的儿媳张平，这些前面都已经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