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员又说：“这个猫绣品是苏绣的基础，我们还要继续逐步提高才行。”这为日后小猫成为苏绣行业的代表作打下了基础。我回国不久写了文章《伦敦行》，在《新苏州报》上分16篇连载。《上海青年报》和《新华日报》分别以《中国刺绣的荣誉》和《伦敦来信》进行了报道。
在伦敦绣的那只猫是单面绣，为了提高刺绣技艺，我们又专门成立了一个双面绣小组，开始向更高的技术高峰攀登。
恩师，我事业上的指路明灯
从国外归来，我的认识不再仅仅停留在原来只是为了得到一份工作那么简单的水平上了。我强烈意识到，提高技术水平，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同祖国的威望、同社会主义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开始如饥似渴地向老艺人学习，在绣绷上独自探索，和同事姐妹们相互交流经验。美丽的大自然中，花鸟虫鱼的各种神态，五彩缤纷的奇丽色彩，都成了我观赏、注目的对象。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闭门造车远不如拜师学艺来得快、提得高。正巧，此时我们苏绣研究所的副所长恰恰就是身怀绝技的老艺人金静芬。近水楼台先得月，虽然我和金静芬之间没有正式的拜师仪式，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中，是实实在在良师益友的关系。
金静芬是何许人也？她是刺绣一代宗师沈寿的弟子。金静芬从事刺绣艺术五十多年，一生绣过不计其数的花草树木、人物仕女。就是这样一位技艺高超的艺人，在旧社会也经常是食不果腹、衣衫褴褛、寄人篱下。解放后，人民政府把她请出来并委以重任，让她担任了苏州刺绣研究所的副所长，并且为她治愈了眼疾。
金静芬老师是在旧社会遭受过迫害的人，所以在新中国能够进入到苏绣行业，她是非常高兴和珍惜这个机会的。能够重新拿起她喜爱的针和线，金老师很开心。
金静芬老师在指导刺绣
金静芬看着我们说：“我以前已经教了三千多个学生了，但是都没有学成功就离开了。现在看见你们这些人在做刺绣，我真高兴！我非常乐意做大家的刺绣辅导员。”她动情地说：“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将我知道的全都教会给你们。”老人心存感激之情，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绝技传授给了我们，我们也都勤奋好学，虚心请教，所以苏州刺绣研究所在她的带领下蒸蒸日上。
金老师平日里很严肃，不苟言笑，对绣工们要求挺严格。如果谁做的绣制品不对，不符合要求，金老师会果断地拆下来，然后指出哪里绣得不正确，哪里需要改正，应该怎么绣。金老师教导我们：“不同的花卉有不同的表现方法，要突显出不同的效果。”按照金老师的办法进行修改后，效果果然显著。
为了进一步发展苏绣技艺，我们成立了双面绣小组。金老师告诉我们要到大自然中去，到公园、动物园观察植物的体态结构、动物的神态秉性，只有对自己要表现的东西做到了然于胸，才能将它们栩栩如生地绣出来，这些都是她在刺绣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亲身经验。我们绣工的求知欲也特别高，聆听老师的谆谆教诲，积极响应老师的提议。
星期日，我和金静芬老师来到苏州的拙政园实地体验。看到平日里习以为常的花卉，此时我却有了更多的发现和疑惑，不停地指点花木问着关心的问题，金老师耐心地从艺术的角度为我讲解着。等逛到园中的水池边，凝望着水中一对对“夫唱妇随”的鸳鸯，我们俩专心致志讨论起绣制鸳鸯时要用到的丝线色彩、深浅、层次，用什么样的针法。
1957年，双面绣小组在狮子林合影（左一为顾文霞，坐者为王祖识，右三为李娥英）
金静芬老师教给学生们的不仅仅是一种刺绣的方法、到大自然中培养出来的观察力、对事物的辨别力，而且扩大了绣品的种类，提供了更广阔的绣品表现层面。
我还跟着金老师去过博物馆。看着沈寿的两幅西洋人物绣像，我顿时惊呆了！绣像是一位呼之欲出的妇人，身上披着一袭轻纱，风姿飘逸。因为是名家高手，连人物薄纱里面的肌肤也绣了出来，让人看得目瞪口呆！金老师现场从构图、层次、针法、色彩各个方面为我做了详尽的指点和讲解，让我受益匪浅。
从博物馆回来后，我反复想：如何把沈寿运用在人物绣像中的技法用到正在练习的小猫上。其实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人要学会触类旁通，于是我决定大胆尝试。
“功夫不负有心人”，精思熟虑后，我终于悟出改变绣品小猫质点和形象的技法。我创新运用稀疏打底、分层加色、层层施密的针法，这样既能发挥刺绣艺术的明亮光泽，又能恰当表现小猫毛丝蓬松、细茸柔润的质感。用传统的集套针法，改变原来的滚针绣法，运用十五六种色线，把小猫的眼睛绣得水汪汪、亮晶晶，真正达到了画龙点睛之境界。
后来，我在《苏绣技法》一书中的“小猫”章节中这样写：“绣眼，是使小猫形象逼真传神的关键，用线必须细如游丝，应用一根丝线的二十四分之一的细线进行镶色和衬光，才能使之传神发光。”
恩师，我事业上的指路明灯
金静芬老师还当选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当她得知这个消息时，简直惊呆了：“我有这个资格吗？”我说：“您有这个资格，现在的人民代表都是代表我们自己的，您应该为能代表我们刺绣工人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感到光荣！”金静芬老师回答：“是的，我感到很荣幸，我去开会。”因为年事已高，一个亲戚陪同金老师去北京开会，并且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在北京，金静芬参加了人民代表大会，参观了人民大会堂，而且还游览了故宫。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感到特别激动；能代表刺绣工人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金静芬觉得很幸福。她百感交集，觉得新社会和旧社会相比，真是天上人间。
1966年的时候，在“文革”期间，金静芬老师也被定性为“当权派”，她已经是70多岁高龄的人了。
1970年的一天，她在家里靠着火炉喝参汤，结果因为头晕竟然被火烧着了也不知晓。等到别人发现她时，她的头发已经被烧焦，身上也有被烧伤的地方，赶紧送到医院一检查，已经是三度的烧伤。在金静芬老师住院期间，大家天天去医院看她、照顾她。后来，金静芬老师说：“我实在受不了了，还是让我住在刺绣研究所的房间里吧。”大家又把金静芬老师从医院接到了刺绣研究所，这时，我正好从阿尔巴尼亚回国了，看到瘦骨嶙峋的金老师时，我觉得她可怜极了，她的皮肤被烧伤了，有的地方甚至都溃烂了。可是“造反派”却不允许我们照顾她，让她自己生活，我反问他们：“她能自己买菜做饭吗？”于是，我每天都去看望金老师，买她爱吃的食物，想办法帮金老师请了一个保姆，虽然做这件事需要冒很大的风险。
但是后来金老师的情况越来越糟，她吃不下任何东西，只剩下喘气了，没过几天就去世了。由于金老师是回族人，所以我们想按照回族的葬礼仪式来安葬她，但是“造反派”却拒绝了。后经苏州市里的领导调解，才同意让金老师按照少数民族的礼仪入土为安，这也算是善始善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