鄞县一共有6个区、24个乡，县长让我尽量多看、多了解。从走马塘回到宁波，还剩下5天时间，科委主任陪着我看了二十多家乡镇企业。
此行我有了三个新感触。
首先，县里领导告诉我，改革开放之前，鄞县的产值只有5亿元；而在我首次访问时（1989年），全县人口为60万，整个产值变为60亿。5亿到60亿，翻了十几倍。
厉害之处不止于数字的变化，关键在于农业产值仍停留在5个亿，这预示着靠工业带动产值发展的路子形成了。
过去，国家规定工业一律归市管理，县只能管农业。那时候，县里只有两个像样的工厂（一个是米厂，类似北方的粮食加工厂；另一个是农机修理厂）。幸好改革春风袭来，县里打开了办厂的路子，产值自然就提升了。
1991年的时候，他们来信告诉我，鄞县已经进入了全国“百强县”。“百强县”有一个指标，产值必须达到100亿以上。1989年到1991年，不到两年时间，农业产值还是5个亿，关键是工业发展了，这种增长实在让人拍案叫绝。后来，县里派代表来北京参加“百强县”的代表会，我至今记忆犹新。
第二个深刻的感触：乡镇企业真正把知识和人才引进来了。县里引进了外地的技术人员，待遇从优。确实，这些技术人员也做了很大的贡献。
例如在访问一个村办的企业时，村党支部书记介绍，在他们上这个项目时，当时国家给北京的某研究所已拨款五百多万元进行科技攻关，内容主要是研制出电子管的镍基合金管脚，要求其直径控制在1毫米，且管脚内是空心的，壁厚要很均匀，所以这个项目难度不小。而他仅请了北京市一位退休的工程师，让他带着二十多个村里的年轻小伙子和姑娘盖了两栋小楼房就干起来了。为了这个项目，村里冒了很大的风险，仅公积金就花了二十多万。最后，这些人才不负众望，用自己设计、制造的土设备，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先于北京某研究所攻克了这项难题。
后来他们到深圳去与人合作办了一个厂来生产该产品，从此这个村就发了财。我听到这些解说，顿觉心中热血沸腾。村领导当机立断，大胆用人，思想开放的行政风格带给我很大的感触。
另有一个乡镇企业盖了几栋大的厂房，选择和上海生产某品牌收音机的总厂合作，这是当年很有名的收音机品牌。所有的资金、技术人员、设备、销售、管理都由上海总厂负责，但工厂的地皮、厂房、工人由当地负责。按照协议，总厂与乡镇企业利润各半。
了解状况后，我就和双方讨论起来。
我说：“乡里有什么好处呢？”
乡领导笑着解释：“乡里的很多农民成为工人可以拿工资了，还能学到技术，乡镇企业也可得到较快的发展。”
“上海总厂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说市场万一不景气，销售量下降，可先停乡镇里的企业以减少损失。停了的话，工厂里的工人怎么办？”我如实发问。
他说：“每人发30块钱，回去种地。需生产时再回厂生产，而不需要再培训。”
原来，他们都想得很开，由于各有所得，因此合作得挺不错的。
宁波的乡镇企业发展得那么快，一方面，是因为宁波人的思路开阔，该你拿的你拿，该我拿的我拿，挺会做生意的。做买卖是宁波人的传统，改革开放对宁波人来讲，尤其是对鄞县人来讲是如鱼得水，特长得到充分发挥了。5亿变成100亿，与这点有关系。
另外，以前他们只靠把人引进来，但是对外面众多的科技成果了解和引入较少。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努力地走出来了，也到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和大公司去访问。
1991年，县科委主任带了二十多个乡镇企业的领导到清华大学来访问，我负责接待，找了二十多个有关的项目跟他们座谈、签约。签约之后他们想见校领导，我就去联系，正好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张孝文和一个副校长倪维斗是宁波人。
我找到他们：“老乡来了，你们见不见？”
校长说：“我们确实有事，挺忙的，两点有会。”
改革开放的甜头
我给他出了个主意，“你别休息了，吃了饭咱们一点钟见面，你两点钟去开会，见面聊聊不就得了。”
都是老乡，校长后来答应了，约在学校的工字厅见面。我把二十几位代表带来时，两位校长也来了，大家谈得都很高兴。
家乡经济的腾飞，与领导者的思想开放决策和魄力是分不开的。据我了解，从县到乡，再到村干部，改革开放的意识都比较强。
原来的宁波市市委书记非常支持将走马塘建成旅游点，还专门拨款3000万元支援旅游建设。现走马塘村成了宁波市鄞州区八大旅游景点之一。
我希望家乡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发达，在2011年8月份我又去了一趟，帮他们出出主意，希望他们能抓住新农村建设的机遇，充分利用古村的特色，实现走马塘远景规划，促进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
回眸静观，走马塘村历来还算富庶一方，如今更是面貌焕然一新，那是过去想像不到的。
所以改革开放的政策深得人心，成果不用多说，鄞县（现为鄞州区）的发展仅仅是全国经济形势的缩影。报纸、广播、电视中回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总是喜欢形容为巨龙腾飞，现在终于理解了，这其实是有道理的。我到了最基层，亲身感受到一个村、一个县的变化，那全国的大发展便是可想而知的事。
家景
在童年时期，除了听老人讲故事，我也去学校里玩，小孩子玩过家家：做饭、做菜和结婚……
受当地生活氛围的熏陶，我的童年充满乐趣，乡味儿十足。
儿时家乡的亲戚比较多，我时常到这家去看看，到那家去逛逛，自由自在。
尽管我还是一个孩子，但一个人走亲戚没有问题，除非是特别远的地方，祖母才陪我一起去。这都要归功于当年的社会环境比较单纯，人们也很善良、淳朴。
家里有台织布机，我小时候穿的衣服都是家里人织的。听说我的祖父一辈开过杂货店。在朦胧的记忆影像中，家中二楼上有一叠一叠的纸，上面印着菩萨、门神，此外似乎还有暖壶之类常用的东西。
祖父与太祖母
后来，舅公接过去开了这个店，我隐约记得他对我说过：“这个店原来就是你们家在这儿开的。”长大后，这个店的主人不再是家中亲人了，所以我也就没有印象了。
我的父亲陈隆甫在初中二年级时，就来到武汉当学徒。和母亲结婚时才回了趟宁波。那是他唯一的回乡经历，亦是最后一次。
听祖母说，另外一个村子有个老板在武汉承包建筑，父亲就跟着他到武汉汉育成营造厂（相当于现在建筑承包公司）当学徒，学习设计、施工、测量。
到了武汉，父亲参加了两项规模较大的工程：建设武汉大学和建造汉口公私合营的四明银行。四明银行施工顺利，建成的办公楼特别气派，足有七层之高，是武汉市当时最高的建筑。